文_唐不遇
马来西亚女作家黎紫书说她迷恋镜子，又梦想成为“作家中的作家”时，就自然而然地让人想到了博尔赫斯。果然，她主动提到特别喜欢博尔赫斯。
与博尔赫斯相比，黎紫书的小说同样充满未知和神秘的力量。在长篇小说《告别的年代》、短篇小说集《野菩萨》里，黎紫书以自己的老家马来西亚怡保市为小说背景，创作出一个个独具热带地域特色的文字和故事。
著名评论家王德威在《野菩萨》序言中说：“徘徊在写实和荒谬风格之间，在百无聊赖的日常生活和奇诡的想象探险间，在愤怒和伤痛间，黎紫书似乎仍然在找寻一种风格，让她得以挥洒。她不畏惧临近创伤深渊，愿意一再尝试探触深渊底部的风险。”王德威将黎紫书和香港的黄碧云、台湾的陈雪、大陆的残雪相提并论，认为她们“都以不同的方式写出她们的温柔与暴烈”。
黎紫书应该是第一个进入中国大陆公众视野的马来西亚华人作家。在她之前，李永平、张贵兴、黄锦树等马华作家，在海外华语文学圈子里，尤其是台湾文坛有不小影响，但是在中国大陆，对读者而言他们却都非常陌生。黎紫书的名字在大陆也并不十分响亮，她从去年以来在大陆连续推出两部小说，包括去年出版的《告别的年代》、今年出版的《野菩萨》，为她积累了一定人气。4月18日，她携新作《野菩萨》亮相广州方所书店，与读者分享自己的创作经验和故事。
上世纪八十年代，少年时代的黎紫书在余光中等台湾现代诗人的影响下开始写诗；九十年代，她又在大陆作家苏童的影响下，转向短篇小说创作，并连续在马来西亚、台湾收获了许多文学奖项。《野菩萨》是黎紫书目前为止最珍爱的短篇小说集，收录了其自2001年至2012年间创作的13篇短篇小说。
马来西亚有着复杂的种族和文化背景，马来人和华人的关系十分微妙。作为马来西亚华裔，黎紫书的不少小说，如早期的作品《山瘟》、最近的作品《告别的年代》，都触及了民族和历史经验。这些作品写马共的兴衰，写1967年马来西亚以排华为诉求的“五一三”事件，试图想象、拼凑过去那个风云变色的时代，成为记录马华族群心路历程的印记。然而在《野菩萨》里，黎紫书所选择收入的作品却多半没有明确的历史关联性。
王德威认为，黎紫书这样的安排耐人寻味，代表了她与家乡的人事、历史对话方式的改变：《野菩萨》中的作品呈现奇妙的两极拉锯。一方面是怪诞化的倾向：行行复行行的神秘浪子，恐怖的食史怪兽，无所不在的病与死亡的诱惑；另一方面是细腻的写实风格：中年妇女的往事回忆，少年女作家的成长画像，春梦了无痕的异乡情缘。借着这两类作品，黎紫书似乎有意拉开她与国族书写的距离，试图重新为马华主体性做出更复杂的描述。
日常生活和想象世界的孤独感，在黎紫书情绪化的表达中来回穿梭，扣动人心，也折射了现代人生活的无助。例如《我们一起看饭岛爱》写了一段荒诞的网络爱情，现代人游离在两个世界里，无法辨清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界限。《国北边陲》则是一个关于“死亡咒怨”的传说之谜，弥漫着神秘的宗教色彩，但与国内盛行的盗墓惊悚类型小说不同，作家只是从各个层面寻找小说呈现的形式，在《七日食遗》里作家干脆虚拟了一只怪兽，以抽象手法叙述神话历史。
马来西亚热带雨林的气候，使黎紫书的文字充满潮湿感；缺乏父爱的童年，又让她的小说染上阴郁的色彩。对于前几年刚刚去世的父亲，黎紫书满怀复杂的感情。她的父亲是一个赌徒，有三个老婆，每周只回家一次，回来后也大多出去赌。黎紫书和父亲很少见面，只在父亲晚年生病住院时，才有更多接触机会。这样的父亲，给了她一个苦涩、孤独的童年，也给了她冷酷的观察世界的方式。
带着自我治疗和自我救赎的心态，黎紫书反复书写着她的童年、成长经验。但是，她沉痛地意识到，经验太强大了。“尽管我那么坦诚，那么努力地把事实写出来，把自己心里面最深的东西掏出来，可是这些经验都没有磨灭，都形成了我的基本人格，形成今天的我。”
故事不是很重要
南都周刊：有人认为有一种“未知之物”在引领着你的小说。在写作中，你是怎么增加神秘感的？
黎紫书：我在写作的时候并没有感觉它怎么神秘。神秘是永远存在的。我特别喜欢博尔赫斯的作品，他常常给我这样的启示：未知、神秘、无法解说，但是如果你掉进这个迷宫，就可能出不来了。我从小就很喜欢看镜子，总是在幻想镜子里面是另外一个相反的世界，镜子里面的我是一个相反的我。后来我的许多小说用第二人称书写，你看起来这只是一个奇怪的切入角度，但事实上我这样选择是因为这总是反射着我的存在：如果没有“我”的存在，是不会用到“你”这个称呼的；当我每次在使用“你”的时候，“我”就一直存在于周边。我后来想，这可能是自己的东西，这是我一直迷恋的那个镜子的意象，是它的另外一种投射的方法。
南都周刊：马来西亚和拉美一样，都是热带雨林。除了博尔赫斯，还有哪些拉美作家对你影响比较大？
黎紫书：我读过的不多，除了博尔赫斯，当然就是马尔克斯。不过我接触马尔克斯比较晚，这几年才认真去读；读博尔赫斯比较多，他对我的潜移默化比较大。读他们的作品，我是比较容易投入的，他们设置的那种情境和魔幻，我完全可以想象，可以进入。
南都周刊：他们影响你的主要是文学气质还是写作方法？
黎紫书：他们让我对小说叙述形式有比较多的思考。不能说有些作品特别好，我就特别想要学它，因为它的写作方式就是这样。我是每次看到一些作品的时候，就会觉得，如果能够这样写小说，大概也可以那样写，引起的思考比较多。
南都周刊：我采访过台湾小说家骆以军，他有一个比喻让我印象很深。他说自己是一个故事碎纸机，要不停地吃故事。你是怎么看待故事在你的写作中的意义的？
黎紫书：骆以军对故事确实有非常强烈的渴求，你在他的小说里可以看到很多故事碎片。我觉得他拾取故事的方式都是比较零碎的，常常把周边人一些不完整的事情写在他的作品里。而我自己倒是觉得在小说的书写上，故事不是很重要，怎么挖掘日常生活或平常故事里的微妙之处，书写它的深刻的地方，才是更重要的。如果只是追求故事的话，那是没完没了的，是没有办法跟中国大陆的作家比的。
在很简单的事情里面寻找写作点和深度，才是我处理小说比较倾向的方式。我自己拾取故事的方法，基本上是通过与人相处，而且是与陌生人相处的方式得到的。比如我喜欢旅行，尽可能在一个地方呆得久一点，然后跟当地人在一块，看他们是怎么生活，怎么样思维，他们谈话时在谈些什么，甚至还会遇到其他陌生人，然后得到故事。
一直在虚构自己
南都周刊：你文字中的潮湿感和阴郁色彩让人印象深刻。在写作过程中，你会时刻意识到环境和童年的存在吗？
黎紫书：环境的存在肯定是时常意识到的，因为我的写作常常是画面先行。在写作之前，就已经有一个画面在我脑海里浮现，包括那种空气、那种氛围、那种湿度，我试图用文字把这个画面表现出来。而我的童年经验，常常是在一种不自觉的情况下写出来，或者把一些元素带进来，比如缺乏父爱的讯息，童年的那些事情，它们可能是分散的，不是作为整体事件出现在我的小说里，但是它们影响着我小说人物的行为。在写的时候我可能没意识到它，写完以后再回头去看，就觉得跟我小时候的某些心情是一样的。
南都周刊：和父亲不太好的关系，几乎贯穿你的作品。他对你有怎样的影响？
黎紫书：我从小跟父亲就很疏离，感情一直不好，可以说我跟他一生当中交谈过的话不到一百句。可是到了他人生晚期，在他人生最痛苦、被病痛折磨的时候，恰恰是我们两个人最常在一起、最靠近的时候。我们两个常常在一起，可是我们都不说话。我是一个比较善感的人，我很难受，我觉得我们之间有一个巨大的很深的洞，可是也意识到那是没有办法弥补的洞。我父亲对我的人生影响当然是非常深远的，虽然他时常不在家，可是我童年时候遇到的许多事情，或者对我人格思想产生影响的种种，都是因为父亲的缺席而引起的。它形成了我的个性，我的坚强和独立。固然我的脑子里面有那么多黑暗面的思想，可是这也是我的强处，我对事物有着自己比较冷酷的观察方式，都是在这个成长过程里面训练出来的。当然我不能说我庆幸有过这样的童年，如果可以让我回去再选的话，我情愿有一个快乐的童年。
南都周刊：你创造了故事，而故事会不会反过来对你的生活造成影响？
黎紫书：我觉得自己从小就是一个对自己的存在和存在环境有很高自觉的人，比别人高出很可怕的幅度。我会意识到这不是我喜欢的环境，这些人不是我喜欢的人，我就会去创造。年轻的时候我干过这样的事情：有一天我跟我的一个同学说起另外一个人的事情，我说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实际上他根本不存在。但我开始虚构我的这些朋友——这个人身边还有一些朋友，谁跟谁是一对，这个是喜欢写诗还是喜欢弹吉他，我都跟他讲，他就开始信了。而我在说的时候正是在虚构我自己的生活，我有这样的一批朋友，我跟他们在一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自己的形象。我不能解释为什么这样，可能我本来就不满我周遭的环境，就虚构出更好的环境、更好的朋友。
甚至在人生的很多阶段，我都在虚构自己。比如说我本来就是一个不爱说话、很孤僻的人，毕业以后就出去打工了，都是很随便的那种散工，后来我看到报纸招聘记者，就去应聘了，然后我得到了这份工作。然后我就想，这就是我要的工作，可是如果还是不说话，这份工作是保不住的。我就开始虚构自己，设想记者应该是怎么样的，然后我就在扮演这个人。我以前写作的时候就是一个文学爱好者，可是当有一天我知道黎紫书要上场面了，要有黎紫书这个作家形象的时候，我突然就在设想黎紫书应该是怎样的人。所以我现在还有这种扮演着我自己设计的人物的感受。在我的成长经验里，甚至到今天为止，我还是觉得自己在虚构着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