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_邝海炎
我一直很喜欢画家陈丹青的文字，他寥寥数笔，却有如素描般精准传神，比如他说自己第一次去美国——“看到街上的年轻男女，人人长着一张没受过欺负的脸。在中国，这样的脸难得一见。”类似的文字我已多年没有读到，直到最近读美国作家阿普尔鲍姆的《古拉格：一部历史》一书，他在序言中也落笔惊魂：“获释多年以后，古拉格的居民们经常可以在大街上仅仅通过眼神认出以前的囚犯。”
能把人的眼神压制成“商品标记”之类的东西，这到底是怎样一个庞然怪物？
“古拉格”是俄语“劳改营管理总局”首字母的缩写，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不只表示集中营当局，也表示整个苏联的镇压系统。作者在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叙述了劳改营及其管理部门的萌芽、演变和衰亡。用阿伦特的说法，纳粹和布尔什维克政权均设计了“目标敌人”，随着“敌人”定义的扩展和契卡（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特设委员会）权力的膨胀，要关的人越来越多，作为应急措施建立起来的集中营也就变得越来越庞大。加之斯大林以及苏联当局认为强制劳动力对发展经济有利，于是，“古拉格”这部“绞肉机”在一个又一个的“五年计划”中高速运转起来，直到苏联解体。
作者认为，“我们对不同社会如何把邻居和同胞从人变成物知道得越清楚，我们就对导致每一次大规模迫害和大规模屠杀的特定环境了解得越充分，对我们自身的人性阴暗面洞察得越透彻。”因此，在第二部分对“绞肉机”的程序进行了大量的细节描述。比如说，契卡创始人常在笔记本上记下偶然想到的“敌人”；足球运动员斯塔罗斯京斯效力的球队击败了某官员喜爱的球队，伤害了对方感情因此被捕；犯事的囚犯会被脱光了衣服绑在夏天森林的树干上遭蚊子咬死；有名囚犯在晚点时倒下，一群人会马上围过去，扒走他身上的帽子、靴子、裹脚布、外套、裤子，甚至是内衣，衣服刚扒光，倒地者的头和手就抬起来，声音微弱且清晰地说：“太冷了”。接着，他的头又重重地落到雪地上，两眼蒙上一层薄翳……
总之，在饥饿、寒冷和暴力的笼罩下，每个人都似乎成了生存竞争者，人性也变得阴暗冷漠起来。面对这种情况，个体何为？一般人采用偷工减料、弄虚作假这种“弱者的反抗”。有个男囚犯从事伐木劳动，不停地干活，由于渴望休息，他砍断自己的手脚。有些女犯为了不去干重活，经常使自己怀孕。另有一部分人则通过告密等行为积极配合劳改营，成为模范囚犯，以改善处境。
德国社会学家沃尔夫冈说，“绝对的权力是一种秩序而不是一种拥有。”“通过使少数受害者成为它的帮凶，当局抹煞了管理者和囚犯之间的界限。”索尔仁尼琴认为，这种模范囚犯，即使没有告密，也是不道德的，“切面包的囚犯也正在剥削整天在森林干活的囚犯，是谁故意使发给伊万的面包缺斤少两？”还有一部分人则作出了第三种选择，他们依靠托多罗夫说的“一般的美德”（关爱和友谊，人的尊严和精神生活）生存了下来。他们把尽量保持清洁当作维护尊严的一种方式，有的女人把衣服洗了一遍又一遍，还学会把面包嚼碎后做成纽扣；有的男人擦洗牢房的地板和墙壁，还根据多少步折算成一公里，想象自己穿越莫斯科走到美国大使馆。文化层次更高点的则写诗、讲故事、用莫尔斯电码交流信息、保持对生活的想望。
作者不是阿伦特这样的思想家，所以并没有发出“我们应该像第三类人一样”的祈使句。但如果我们承认“大多数人都参与”不能成为免责的理由，第三类人的存在就昭示了我们“怎样生活才是道德的”。这种“一般的美德”接近“自然道德”，也就是“基本的是非感”，比如不背叛，不偷盗，不迫害别人等等，它先于政治道德，是一种基础性道德，甚至可以说是人性的背景。而野蛮的纳粹和斯大林体制对于这些一般背景和价值进行疯狂破坏，它导致人们借以观察世界的基本光线不再存在。所以，第三类人对自然道德的坚守，使我们不至于对人性绝望，为自由道德的生长播下了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