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日，游行到香港政府总部和长江中心前请愿的码头工人和各界团体,在队伍最前面的是一个象征码头工人恶劣的劳动条件的“人肉榨汁机”模型。
特约记者_张倩烨 香港报道 摄影_吴雷
码头吊机手林德清站定在细雨中，右手拉着小女儿，左手握紧拳，向上挥舞，与几百名工友一起高喊着口号：“罢工！加人工！撑到底！”
戴上眼镜的时候，林德清也是文质彬彬的样子。他与同样戴着眼镜、神色匆忙的中环白领之间最大的差别就是肤色。长期高强度的吊机工作，风吹日晒，他的肤色看上去更为黝黑、健康。
五一国际劳动节这一天，林德清和他的码头工友们决定包围华人首富李嘉诚旗下的长江实业大厦。那是香港地标性建筑之一，“中环价值”的想象载体。
香港的媒体似乎对林德清的小女儿更有兴趣，几个话筒递到她面前。林德清说，对女儿来说，这是最好的公民教育，让她知道这座城市正在发生什么。未来，这个码头工人的女儿将要在此长大。
这是香港维多利亚公园，葵青货柜码头工人罢工的第三十五天。“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伴着《国际歌》的雄壮歌声，工人们开始游街。
这场罢工已经超过了一个月。今年3月28日，华人首富李嘉诚旗下和黄集团的香港国际货柜码头公司（简称HIT）的码头外判工人，因过去十几年间工资有减无增，工作环境恶劣且存在极高的人身危险，合约条款不合理，在葵青货柜码头发起罢工及抗议行动。
林德清这些工友由香港职工会联盟（简称“职工盟”）组织起来，职工盟成立于1990年7月，目前已有超过80个属会，代表会员超过17万人，是香港第二大劳工组织。参与罢工的码头工人大约450人，都是香港国际货柜码头公司（HIT）的几间外判商（外包商）的雇员，主要从事码头吊机、拖车等不同工种。
外判，即外包，指将承包合约之一部分甚至全部，委托或发交给承包合约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以减少成本。HIT将不同工种分类为公司员工和外判员工，大部分吊机操作及货柜司机工种被外判（外包）给外判商，有些外判公司还将业务再次转手，进行“二判”、“三判”。
公司工由HIT直接聘用，薪酬待遇、就餐及轮休时间、年终奖等福利相对合理；外判工则由外判公司聘用，工作时间通常是连续24小时，就餐及轮休时间也不固定，各外判公司之间向工人提供的待遇也有差别。
林德清是外判商“高宝”的吊机手，这间公司在罢工持续近一个月时突然宣布，将于4月底结束营业，出资1100万港币遣散旗下170名员工。从4月中旬至5月初，劳资双方已经举行了五轮谈判调解会。“已经一个多月没拿到工资回家了，”林德清说，“好在家人支持，不能默受（不出声）。”
香港码头?
2005年，香港的世界第一大港地位被新加坡取代；两年之后，上海港口的吞吐量就把香港甩在身后。根据今年第一季度最新数据，深圳港处理标准货柜的数量已经超过香港。2012年，香港的货柜码头吞吐量比前一年倒退5.2%，是全球前五名中唯一一个业绩倒退的港口。
工人罢工期间，香港国际码头仍然一片繁忙。吊架下面狭窄的铁皮房里就是码头工人经常要连续工作24小时甚至48小时的地方。在工作期间，他们的吃喝拉撒都在里面。
5月1日游行到香港政府总部的码头工人和各界团体在政府总部前高呼“公平，尊严”的口号。
吊机手林德清和自己的女儿一起参加五一游行，希望资方能够改善工人超负荷加班的状况。由于不间断地加班，令许多工人家庭关系紧张。
香港的学生团体在长江中心楼下人行道演出话剧《良心已死》，呼吁资方改善码头工人的恶劣的工作条件。
5月2日，一名工人坚守在国际码头的“码头村”工人帐篷区里，工人的罢工前后持续了40天。
码头的辛酸
林德清的工作地点在高空中的吊机机箱，操纵吊机搬运堆放在码头的集装箱。在一个由码头工人创建的facebook专页“码头的辛酸”里，贴着几百张码头工作的照片，机箱的玻璃窗上布满了星星点点的黑色污垢，“里面苍蝇、小虫很多，午餐吃一块面包都不能一口气吃完，要吃一口就赶紧包起来，怕苍蝇飞上去，过一会再打开吃一口。”
早在去年9月，几位码头工人在facebook上将码头工作的艰苦环境、发生人身伤害等照片上传到网上，香港码头工人在高危环境下低收入的生存状况开始受到关注。
在HIT董事总经理严磊辉的描述中，林德清的工作环境“在细小空间长时间工作”，堪比驾驶飞机的机师。但林德清一定不会把自己与飞行师相提并论，飞行师在从香港到伦敦的十二个小时航程中有五小时的休息时间，每月有五到二十万港币不等的收入，林德清却连上厕所都要在吊机箱内解决，否则就要在七层楼高的吊机里爬上爬下。
林德清每日做工的葵青货柜码头，是香港最主要的货柜物流处理中心，共有九个货柜码头，24个泊位。每天，HIT共有约1500名公司工与2000名外判工在这里工作。坐在葵青码头专为罢工工友搭建的帐篷里，四十岁的徐亿荣望着高处的吊机发呆。他虽然不用高空作业，但也不比林德清更幸福。
徐亿荣是HIT外判商之一“培记”的雇员，在葵青货柜码头承担操作铲车的工作已有十几年了，至今与母亲同住，没有自己的家，更不奢言爱情，“没钱嘛，更没时间拍拖。”
在葵青码头上，像他这样的员工并不在少数，由于工作需要，许多人的工作都是以12小时为单位，一些码头吊机手，常常是早晨八点钟上机，晚上八点钟才能下来。
“好彩（运气好）的话，还有点空闲时间，忙时就全部都在上面解决。”徐亿荣这样描述他的吊机工友的工作，“全部”指的是吃喝拉撒。忙起来的时候，连续工作36小时甚至48小时都是常事，早晨揣一块三明治在口袋里就上机作业，大便就用旧报纸包起来。一位在码头工作多年的老雇员说，码头招聘员工的一个“潜规则”是：员工的身体素质必须能撑得住48小时连续作业。
即便不是需要高空作业的吊机手，徐亿荣的码头工作也有安全风险。“码头的信号灯不齐，喇叭不全，有时候也会撞车。”他一边介绍着自己的工作，一边“啪啪”地敲着计算器键盘：“培记”付给他的工资是每12小时523港币，每月须工作26天，也就是共计312小时，月收入港币13598元。若换算成八小时工作日，他的“工作日”应是39天。
不足14000元港币的收入是怎样的概念？在香港租住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每月至少要六到八千元租金，而普通茶餐厅的一道简餐，如今也要三四十元。吊机手工作在所有码头工种里算是高收入工种，林德清的收入也有一万八千元，考虑到要抚养女儿，他的经济压力比徐亿荣还大。
不止一位工人抱怨，过去十几年从未得到加薪，部分工种的收入水平甚至还不如1997年以前。16年前，码头理货工的日薪达港币1400以上，2003年“非典”期间，资方以降低成本为由减少工人薪水，要求工人与公司共克时艰，但“非典”过后却并未再涨回原来水平，如今理货工的日薪只有1115元。
一位已在码头工作几十年的退休员工回顾几十年前的码头工作经历：1979年时，公司给每位工人的饭补是每餐十元，1996年时每餐五十二元。按照现在的物价水准，应该到七十元。但有些公司取消了现金补助，直接向工人提供工餐，“难吃得要死，宁愿扔掉。”对于现在的矛盾，这位退休员工说：“以前（未外判前），李先生（嘉诚）还是很公道的，他可能不知道外判公司这样对待我们”。
更令工人生气的是，他们每年的17天法定假期，经常没有享受到，而外判公司会在他们加班忙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递来一张说他们已经接受了的补偿单要他们签名。“实际上，在我们这一行，如果你不能连续加班48小时，很难‘捞下去’（工作下去）。”前述这位退休员工说。
此次工潮中，工人方面要求至少两位数增幅的加薪，职工盟认为，这个涨幅只是补偿过去十几年来被通胀蚕食的购买力， HIT绝对有能力支付外判工人有尊严的工资，“加薪涉及的金客，只占和记港口信托去年在香港收入57亿元（港币）中的百分之一而已。”
罢工！罢工！
今年1月，香港《爽报》记者在工人协助下，潜入码头暗访货运工作。在《爽报》的报道里，各种撞车、货柜倒塌意外，几乎日日上演，而工人的收入，过去十几年中几乎没有增加。
3月28日，在职工盟与其属会—香港码头业职工会的组织下，逾百名码头工人发起罢工。他们拉起要求加薪的横幅，在葵青码头外游行。
走上街头向来是香港工人运动与社会运动最主要的形式。在长达四十天的罢工行动中，除“五一”大游行外，工人们还模仿“占领中环”的形式，在葵青码头席地而睡，致使码头一度无法正常运作；职工盟还曾带领工人到李嘉诚的长江实业大厦外安营扎寨，“包围长江”。
随着罢工持续，加入罢工的码头员工由最初的“高宝”、“永丰”两家外判商部分员工扩展到“现创”、“培记”、“联荣”等公司的近五百名员工。从四月中旬开始，在特区政府劳工处的协调下，资方与工会进行了五轮谈判。
组织发起此次罢工的职工盟秘书长李卓人，多年来一直关注集体谈判权。李卓人表示，此次罢工是香港底层民众生活痛苦感的总爆发，“之前底层一直受漠视，此次有机会表达，相信以后会有更多工人加入。”
1997年6月26日，距香港回归仅剩四天之际，“末代港英”立法局通过了由李卓人提交的《雇员代表权、咨询权及集体谈判权条例》（简称《集体谈判权条例》）及多条与劳工权益有关的私人条例草案，但回归半个月后，相关条例即被冻结，并于同年十一月被正式废除，成了香港生效期最短的一条法例。
谈到集体谈判权立法的难处，李卓人对《南都周刊》记者表示，问题在于“立法会官商勾结”，李卓人介绍，集体谈判权若要进入立法会讨论，须先由港府提案，但港府考虑与工商界的关系，行动迟缓。
4月26日晚，工人趁政府举行劳动节酒会，游行到会展中心，要求香港政务司长林郑月娥与工人会面。当时恰有联工盟代表出席酒会，他们要求林郑月娥到外面听取工人心声，遭林郑拒绝。林郑月娥仅有的公开表态只是在酒会上致词时，谨慎地表示，政府高度关注，希望双方互谅互让解决事件。
港府对工潮的态度小心翼翼。?香港特首梁振英在回应货柜码头工潮时表示，劳资纠纷发生以来，政府非常重视事态发展，作出多方斡旋。他同时强调，政府没有既定立场，不会只争取一方的支持， 政府亦不应该透过公众的喊话，去为任何一方争取他们的利益。
在“五一”游行中，游行队伍举着李嘉诚和特首梁振英的恶作剧头像，“尽管李嘉诚讨厌梁振英，但他们都讨厌工会。”
李卓人认为，工人方面批评政府主要是因为政府斡旋不力，“浪费了这么多的时间都没有解决，如果政府真是负责任的话，他就应该主动和和黄以及工人沟通，做一个正式、高层次的调解，而不是采用现在这样比较低层次的调解。”
谈判
4月中旬，在劳资双方的连续谈判中，职工盟代表坚持每8小时加薪100元，即整体加薪约23%的幅度。码头职业工会总干事何伟航称，参加谈判的“永丰”与“高宝”两家外判商提出加薪5%、另有2%福利津贴的“5+2”方案，漠视工人诉求。“高宝”的三名谈判代表更是在谈判休息间歇离场，未告知任何人。
经过再次磋商，在双方第四轮调解会后，外判商永丰提出首年加薪5%，外加津贴2%，次年再加薪5%的方案，但仍未达到工人要求的两位数增幅。李卓人更直接表示，四间外判商最后提出的加薪9.8%方案是“落工会面”。
工潮发生后，李嘉诚次子李泽楷旗下的《信报》也连续发文批判工潮，其中一篇署名张华峰的文章中讲到，“劳方不但未有检讨其抗争策略，反而变本加厉，既转到中环和黄总部所在的长江中心抗议，甚至闯到集团老板的私人住宅搞围堵，以及以首富李嘉诚作为针对对象。”这篇题为《工潮变质，香港受累》的文章称，工人“试图挑起社会阶级矛盾”，认为此次罢工是“文革的批斗方式”。
此外，聘用外判商的HIT表示：“加薪两成并不合理，而两成的加幅可能拖垮香港经济”，同时令其他行业也“备受压力，被迫跟随（加薪），势将掀起倒闭潮，引起灾难性后果。”
HIT语气强硬，也确有一番考量。香港被本地人戏称“李家城”，走在街头，无论是百佳超市、丰泽电器、屈臣氏连锁店，或是香港最大的网络运营商电讯盈科，都是李家旗下产业，更不要说无处不在的地产霸权。罢工期间，已有针对百佳连锁超市的小规模攻击，若此次向工人妥协，未来李氏集团或许不得不面对越来越多的旗下产业员工“起义”。
资方的回复被工人认为 “冷血”，但HIT却有自己的“委屈”。在全球港口自动化的大趋势下，HIT认为，公司多年来坚持雇佣人工操作，而非全部用机械取代码头工作，是出于解决本港就业问题的考虑。“HIT的运作拥有大量的科技支持，尤其在堆场及船位策划，以至码头监控上，使操作更有系统和效率。只是考虑到工人的工作而暂未推出。”
从时间线上看，码头工人收入的减少与香港作为世界主要港口排名的下降几乎是同步的。1992年至2004年，香港一直是全球最繁忙的货柜港口。2005年，香港的世界第一大港地位被新加坡取代；仅两年之后，上海港口的吞吐量就把香港甩在身后。
根据今年第一季度最新数据，深圳港处理标准货柜的数量已经超过香港。而香港港口发展局网站公布的数字表示，2012年，香港的货柜码头吞吐量比前一年倒退5.2%，是全球前五名中唯一一个业绩倒退的港口。
尽管香港的港口地位逐渐衰落，HIT的公司营利却居高不下。HIT在葵青拥有4个码头，并与其他企业合资经营一个码头。HIT母公司—和记港口信托前年及去年总盈利分别有30亿及35.8亿元港币，去年和记信托税前盈利率高达32%。
尽管资方坚持认为此次罢工对码头运营没有实质影响，但香港付货人委员会执行总干事何立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单在工潮头10天，货柜码头效率降至正常时候的50%，造成的损失已达数以亿元计。虽然目前码头的运作已回复至85%，惟综合所有有形及无形损失，总金额实在难以想象。”
何立基称，已有付货公司担心香港今后还会出现码头工潮，已经改用其他港口，或将香港列入“观察名单”。付货人委员会主席林健锋也表示，受到工潮影响，不少工厂将珠三角生产的成品转到深圳出口，在香港货柜码头未能回复正常运作时，许多运至香港的货物被迫转运至邻近港口，甚至东南亚，影响涉及许多行业，造成的损失已达数以亿元计。
工潮之后
罢工37天后，码头工人等来了外判商的“最后通谍”。5月3日下午，永丰、现创、联荣及培记四间外判商突然发出联合声明，提出对所有工种自本月起统一加薪9.8%，并派发利市4000元，但不会再谈判，并于5月6日向港府书面确认加薪方案。
5月6日晚，参加罢工的近五百名工人进行集体表决，最后逾九成工人同意复工。职工盟表示，将争取5月9日复工，同时与资方就一些细节问题进行最后商定。
持续40日的“香港码头工潮”宣告结束。
5月7日中午，徐亿荣和工友们已经返回码头，拆除罢工时安扎的帐篷。“加薪9.8%都可以接受，现在和工友开会商讨一些细节。”徐亿荣明白，他的铲车工种并非其他人不可替代。
林德清的前景就没有这么明朗了，他的雇主“高宝”宣布结业，如果其他外判公司没有新的吊机手职位空缺，林德清可能面临失业。好在职工盟也没有就此放弃带领工人维权，李卓人说，还会继续争取帮助“高宝”的员工复工。
罢工结束后，无论“高宝”还是林德清都表示“不后悔”：前者不后悔结业，因为担心一旦向工人妥协，今后会出现更多公司无法承受的罢工；后者不后悔罢工，因为他明白，目前的9.8%加薪幅度是通过抗争得来的。
尽管有外判商已表示，愿意接收被“高宝”遣散的员工，但林德清与他的工友们心底的隐忧并未就此散去：罢工期间曾有外判商表示，若工人坚持罢工，将永不被公司重新录用。林德清担心自己已经上了“黑名单”，怕被“秋后算账”。
码头的辛酸
2012年9月末，码头工友在facebook开设“码头的辛酸”专页，希望让公众了解货柜码头不为人知的情况，透过分享工作期间的图片，展示工友的待遇以及环境欠佳，意外频繁发生。
外判
即外包，指将承包合约之一部分或甚至全部，委托或发交给承包合约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以减少成本。HIT将不同工种分类为公司员工和外判员工，大部分吊机操作及货柜司机工种被外判（外包）给外判商，有些外判公司还将业务再次转手，进行“二判”、“三判”。
HIT
华人首富李嘉诚旗下和黄集团旗下香港国际货柜码头公司的英文缩写。HIT在葵青拥有4个码头，并与其他企业合资经营一个码头。HIT母公司和记港口信托前年及去年总盈利分别有30亿及35.8亿元港币，去年和记信托税前盈利率高达32%。
日薪
过去十几年从未得到加薪，部分工种的收入水平甚至还不如1997年以前，十六年前，码头理货工的日薪达港币1400以上，2003年“非典”期间，资方以降低成本为由减少工人薪水，要求工人与公司共克时艰，但“非典”过后却并未再涨回原来水平，如今理货工的日薪只有1115元。
工作日
“培记”付给徐亿荣的工资是每12小时523港币，每月须工作26天，也就是共计312小时，月收入港币13598元。若换算成八小时工作日，他的“工作日”应是39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