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记者_韩雨亭 福建福清报道
2013年5月3日上午9点，福建省高院戒备森严，很多市民四处打听才知道法院正在审理一个“大案子”。
经过长达几小时审判，福建省高院对“福清纪委爆炸案”作出最后宣判，经审理认为，本案现有证据不能相互印证，存在无法排除的矛盾和疑点，无法得出系陈科云、吴昌龙实施了爆炸犯罪的结论，也无法得出杜捷生、谈敏华非法提供了爆炸物和谢清作伪证的结论。
站在法庭上，吴昌龙的内心世界没有波澜。“我高兴不起来，因为本来就是清白的，这一切本来就属于我们的。为什么却要用12年的时间来证明？” 他说。
这是一个漫长的炼狱。过去十二年，他一直活在“死缓”的审判中，他本人则是一个随时都有可能被处决的囚徒。
在看守所的前几年，因为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痛苦，吴昌龙曾经想到过自杀，但是想到一直在外面为他洗脱罪名而奔走呼号的姐姐、父母和在日本的妹妹，他放弃了这个想法。
“他们在外面都那么坚强，吃了那么多苦，如果我倒下了，我姐姐也会倒下的，我们就像这个家庭的两根支柱，一根倒下了，另一根肯定也会倒下的。”
当回到家的吴昌龙说到这里时，坐在一旁削苹果的姐姐吴华英脸上突然多了一丝神采。这十二年，她的生活内容和目标只有一件事—“让弟弟回家！”
这个信念犹如一副沉重的十字架，让一个弱女子的生活进入了另一条危险的轨道，她成为了一个精神上“囚徒”。
“这十二年，就像我也被关进了监狱一样，他释放了，我也就释放了。”吴华英说。
为了让弟弟沉冤昭雪，她不知道写了多少万字的陈述材料；拦过不知道多少次领导的车；也不知道上访过多少单位……她在内心也不知道演习了多少次弟弟回家的场景。
当福建高院宣布吴昌龙无罪释放后的第二天，她拆下了外墙上伸冤的横幅。
她特别喜欢美国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主角安迪说的一段话，“厄运飘浮，落下来掉在某人头上，让我赶上了，就是这么回事。我处在龙卷风的风口上，只是没想到暴风雨会持续这么久。”
黑色100天
吴昌龙早应该拥有“幸福生活”。他初三就辍学了，曾在亲戚的加油站、姐姐吴华英的服装店帮忙，还自己卖过海鲜。最后他通过学习驾驶，应聘到了福清中福公司当司机。
2001年，他的人生进入新的“起点”，新房刚装修完毕，国庆节将与女友结婚，他本人也办理了赴港手续，欲以此为跳板，移民他国。
这是很多福清年轻人的美好计划，但吴昌龙并不知道，他的命运即将被一场爆炸案给改变和摧毁。
2001年6月24日早上8点多，在家休息的福清市纪委司机吴章雄接到一个传呼后，赶到信访接待室门口，触动了一个邮包，当场被炸死。
因此案发生地是政府大楼，事关重大，福建省公安厅对此案挂牌督办。福州市公安局牵头成立由50多名干警组成的“6·24”专案组，时任福清市政法委书记陈振英任总指挥，当时福建省公安厅副厅长兼福州市公安局局长牛纪刚则亲自督办此案。
该专案组发布悬赏通告，将犯罪对象锁定在：近年受纪委立案查处的人员，有爆炸技术的人员。
时任福清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简称中福公司）经理陈科云成为了首个嫌犯，他被会计陈奋真举报财务问题，福清纪委曾介入调查，所以，陈被视为和福清纪委“有仇的人”。专案组决定把侦查重点放在陈科云和他的司机吴昌龙身上。
2001年7月27日晚上9点左右，吴昌龙开车快到福清收费站时，有人朝他招手。他刚把车停了下来，后面就冲出五六个人将他的车围住。打开车门，两把手枪分别顶住他的脑门和腰间，对他说：“不准出声，否则就毙了你”。
就这样，他被戴上黑色布帽、脚镣和手铐，当时他还以为自己被绑架了。后来，到了戒毒所，他才知道自己成了“嫌犯”。
接下来就是他人生中的“黑色100天”。
吴昌龙在《一个“死囚”的自述》中写道：他们将他双手铐在窗户上，轮番体罚，录口供，不让睡觉。因为长时间吊着，几天下来，他的脚肿得很大，腰也站酸痛。每天只让他吃一餐饭，甚至有时连小便都不让他去。“我被他们折磨得痛苦不堪，人也瘦了一大圈，加上我本身就有严重的疾病，身体承受不了他们这样的折磨，人也变得无精打采。”
审讯中，吴昌龙只反复表达一个意思：“你们抓错人了。”但这样辩解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此案已引起福建省高层领导的注意，但迟迟不能定案让急于交差的相关领导们有些恼火。
刑讯持续了长达一百多天。吴昌龙说：“当时感觉一秒钟就好比有一年的时间那么长。”
在那些日子里，唯一的“幸福”是，那值班看守的刑警见他实在是太疲困了，就偷偷地让他睡了几个小时。
“恐怖事件”
吴昌龙“失踪”最初，吴华英和家人们并不知情，焦急万分。
吴华英刚从不幸的婚姻走出来，与前夫杜捷生刚办完离婚手续，从福州搬回福清弟弟家住。在那段失落的日子，因为有了弟弟的照顾和呵护，她“过得很开心”。
手机打不通，吴昌龙女友家人说没去他们家，拨打他同学和同事朋友的电话，均了无音信，这让吴华英的心“跌入无底深渊之中，一直往下坠……”
作为吴昌龙的领导，当时陈科云并不知自己也身处险境，他召集公司员工，协助吴昌龙的家属四处寻找，甚至去了公安局、派出所报案。但均一无所获。
“这个过程是很煎熬的，但凡是哪里听说有什么尸体，我都要跑过去看，但又十分害怕是弟弟。”吴华英说，“我的心被黑夜吞噬了、空空荡荡的。”
正当家人完全绝望时，警方通过其他人辗转通告：人活着，在公安手里。
吴华英急匆匆赶到福清市公安局。福清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办公室主任陈振文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是协助调查一些事，并让家人放心，吴昌龙住在宾馆里，待遇很高，每餐都有鱼肉。
直到当年9月的一个早晨，吴华英才知道弟弟吴昌龙被关在福清市戒毒所。在戒毒所大门外的一个空地，她看到了吴昌龙开的那辆马自达轿车，她给弟弟挑的那副墨镜还在里面。蹊跷的是，车牌被换了号码，车轮上沾的泥巴还未干。
2001年9月11日，美国“9·11事件”成为全世界话题，“福清纪委爆炸案”也顺道升级成为“恐怖事件”。《福清市公安局融公通［2004］342号关于依法审查“6·24”案件犯罪嫌疑人的情况报告》中第二页第四行写道：一是“6·24”案件案情特别严重，影响特别恶劣，系恐怖事件……
案件升级之后，9月13日，中福公司经理陈科云、谢清夫妇被福清市警方抓捕；
9月18日，吴昌龙被迫做出了第一份有罪的供述。吴昌龙实在不忍心去胡乱供认和牵连生活中的同事和朋友，只 “供认”曾经给姐姐吴华英婚姻带去痛苦的男人—杜捷生。杜捷生随后也被警察带走。
至此，福清警方先后逮捕了吴昌龙、陈科云，怀疑他们二人因为“私仇犯案”，至于杜捷生、中福公司职员谈敏华以及谢清因“协助二人而被捕”。 遂后，警方向海内外宣布“6·24福清爆炸案”侦破。
“一个普通的爆炸案要升级成恐怖事件，这简直不像话！”福建法炜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林洪楠说。
1962年，林洪楠从北大法律系毕业，在公安部门工作了三十年，从福州市司法局退休后从事律师工作，接了许多福建省内难啃的案件。因为他是福清纪委爆炸案最早参与辩护的律师，福州市相关领导对他“非常不满意”。
陈科云等人的家属曾向媒体介绍，在案件侦查期间，陈的弟媳黄秀芬多次接到匿名电话，称知道真正的凶犯，并提供了诸如一小块炸药样本等物证，黄秀芬跟律师林洪楠将通话录音向福建省公安厅报告，但得到的答复是“案子已告破”为由，拒绝立案。
之后不久，黄秀芬去了阿根廷，但不到一个月就被不明身份者枪杀在异国的街头。
真正的犯罪者逍遥法外，此案成为谜团，众多“背黑锅”的涉案人员身心留下了永久的伤疤。
“典范”案件
2001年12月5日，福清市公安局向上呈送了一份为专案组主审、福清市公安局刑警大队重案中队中队长吴承奋的二等功请功报告。该报告说，吴承奋等人“冒着酷暑，克服疲劳”，“做了大量的细致的思想工作”，嫌疑人们这才“全面把犯罪事实讲了出来”，“是我局成功查破重特大恶性案件的又一典范”。
但此请功报告被退了回来。2002年初，福州市检察院两次退卷，列出了案子里的五大疑点，要求福清市公安机关补充侦查。
不过，这并不影响案件的进程。2002年7月25日，福州市检察院还是向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公诉。陈科云、吴昌龙、杜捷生、谈敏华和谢清五人同案，涉嫌的罪名有三类，陈和吴是爆炸罪、杜和谈是非法买卖爆炸物罪，谢清是伪证罪。
经过三年多的“调查取证”和数次反覆之后，福州中院终于判定：被告人陈科云、吴昌龙均已构成爆炸罪。
当宣判时，被告陈科云和吴昌龙都大喊冤枉，并提出让法医鉴定伤痕，结果陈科云被法官关闭了话筒，而吴昌龙则被法警架出了法庭。
见到弟弟被冤屈，吴华英几乎疯狂。她一边告诫自己不要慌乱，同时四处寻找律师，先后找了陈晖和马义良两位律师。律师会见时，当吴昌龙展示自己的伤痕时，立马被在场的吴承奋制止，并强行关闭律师的录音笔。
作为陈科云、谢清的辩护人，林洪楠律师认为，此案至今存在着明显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不能成立的司法要件，可以说完全是一个违反法律程序、践踏中国法制尊严的冤案。他指出：这突出表现在司法当局指控陈科云、吴昌龙实施爆炸的基本事实链完全“断裂”或称“根本不存在”。
他跟另一位律师杨智敏在会见陈科云时，用相机拍下了刑讯伤痕，以此证据递交给了检察院、法院等相关机构，要求伤情鉴定，没有任何回应。
2003年，负责6·24专案组的时任福清市公安局局长林孜因为涉黑入狱。但这并没有影响福州政法系统对此案的“定性”。
2006年6月1日，福州中院一审重审开庭，没有任何新证据，公诉书的措辞连一个字也没有变。
当年10月10日，福州市中院再次下判，5 名被告的罪名不变，量刑略有变化，杜捷生减为7年，谈敏华6年，谢清2年。但陈科云和吴昌龙还是死缓。被告依旧上诉。
为此案真相付出努力的人均命运多舛，受到牵连，家属多以“妨碍交通秩序”或者“妨碍公务”被拘；林洪楠律师“泄露机密”为由，被公安机关传唤；福建省爆破协会因为提供一份认为现场炸药应达到600克的技术鉴定意见，该协会秘书长陈榕明被涉嫌伪证罪刑事拘留；两名审判此案的法官差点被公安机关逮捕。
跟所有嫌犯家属一样，吴华英盼着二审开庭，但一直等到了2012年底，福建省高院都没有任何动静。
直到“死磕派”律师的出现，案件才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
2013年1月16日，湖南杨金柱介入此案。1月24日，他在网上正式向福建高院发出“挑战书”—《就吴昌龙一案给福建省高院马新岚院长的第一封公开信》；之后，伍雷、李金星、张培鸿等知名律师加入组成了维权律师团。迫于压力，福建高院接受杨金柱、李金星律师的委托手续，同意二人为吴昌龙辩护。
2013年除夕前一天，陈科云和吴昌龙突然得到变更强制措施的转机，以“监视居住”的方式，走出看守所。
被羁押在永泰县看守所的吴昌龙第二个接到通知，通知是看守所长亲自送过来，他很高兴地告诉吴昌龙：“东西收收可以回家了。”
吴昌龙完全不相信。几天前他刚见过新的律师，十二年都过去了，他已经做好持久战的准备。
被抹掉的记录
这一切都是真的。直到走上看守所的车，没人再给他戴上手铐，他的内心才隐约感受到：“这次是真的出来了”。
当车从罗源直接开往福州，他的心情此起彼伏，外面的城市和风景，完全变了。此前，他在被押往法院的路途上，曾数次想偷看几眼两旁的景色，刚扭过头就被法警们扳回来了。
这次几名随行法警很平和，一路陪他聊天，安抚他养好身体，别多想，等待最后结果，并且希望“交个朋友”。
此刻，他的家人也在焦急等待。
中午，当吴昌龙回到家里，在小区的院子里见到苍老的父亲时，他再也控制不了自己的感情，父子俩抱头痛哭了十多分钟，陪同前往的几名法警站在一旁，见此情景也眼眶湿润。
十二年来，吴昌龙的案子积累了20多本卷宗，这起冤案前后共有数十名律师介入辩护，历经福州中院、福建高院反复两次审判。
26岁入狱、38岁归来，这一刻等待的时间太过于漫长了。
为了迎接这一刻的到来，付出了许多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父亲作为一家之主，他像女儿吴华英一样，不再像以前那样畏惧权力，成为一名上访者；母亲是基督徒，每天除了给狱中的儿子哀伤地祷告外，她经常在福清的街头给路人发放宣传单，举牌喊冤；妹妹吴华玉在日本开了一个店铺，她成为整个家庭的经济支柱，此外但凡有空余时间，她都会到日本街头和闹市的地方去喊冤。
而为此付出的最大牺牲还是吴华英。她的生活原来也很简单，她原打算在吴昌龙去香港定居后，她就去日本，投奔已经在日本出嫁定居的妹妹。
为了给弟弟伸冤，吴华英完全从一个“弱女子”变成了一个职业访民。
她已经记不清多少次去省政府拦省领导的车，拉横幅了，她说：“我估计拦省委书记的车有二十几次吧。”
十二年来，她明明知道会被以各种方式遣送回来，她还是要去北京上访，因为怕花钱，她舍不得买卧铺票，每次只买硬座票，坐三十几个小时到北京。
到北京后，她舍不得住宾馆，通常只舍得花几十元住在条件很差的招待所。她尽量保持一个女人应有的尊严，无论经费再怎么紧张，她宁愿在吃饭上面少花钱，也一定要选有洗澡的招待所住下来。她不希望在相关政府人员面前留下的形象是一个蓬头垢面的上访者。
在北京，她见过很多更加凄惨的上访者，每到见到那些人，她的内心都会涌现出一股悲凉的感觉，她总是会想“我今后估计也是这个样子吧”。
这十二年，她运用互联网社区、论坛、博客、传单、横幅、行为艺术、微博等各种方式，希望社会和媒体传播自己的声音，同时希望能获得相关政府部门的重视。
福清纪委爆炸案和吴昌龙的故事也曾引起过一些媒体的注意，但均没有影响案件本身。新华社福州分社记者许一鸣据陈科云的受刑写了内参《如此刑讯逼供怎能保证办案准确》，送给了福建省有关领导，但无人理睬。
在这个过程中，吴华英也经常陷入到一种望不到边的恐惧当中。她每年数次到北京上访，但有一次她去信访局查询上访记录时，显示却只有“两次”。
“这就是说，我经历了千辛万苦的上访记录，被他们很轻易地抹掉了。”吴华英说。
这十二年，吴昌龙在狱中的日子更是难熬，在看守所里，他每天早晨六点始，至少要干十二个小时左右的“苦力”。十二年下来，他的手指已经扭曲变形，直不起来，大拇指已经裂开。
看守所的饭菜质量极其差，没有任何油水。没几个月，很多人身体都垮了。吴昌龙一直告诫自己要活着，并且劝说那些想自杀的人，他每天坚持锻炼，“晚上一躺上床就睡着了，没有时间去想自己的事情了。”
现在，吴昌龙正在学习着如何与陌生的世界建立起了联系，他开始使用微信、微博，开始关心那些和他有着同样命运的人。
“如今当务之急是给她弟弟看病。”吴华英说。
现在吴昌龙最害怕回首看守所岁月，他说：“每次回忆都会让我重新进一次监狱。”
现在他的两只手会经常莫名地出汗，好像刚从水里出来一样，肉体的折磨，疾病的摧残和精神的痛苦，这是狱中生活给他留下的“后遗症”。
回到家里，他常喜欢一个人坐在自己房间，意志消沉，或者喜欢不停地忙碌，莫名烦躁让他不能把注意力集中在任何事情上，无力摆脱。没有医生会治疗这种病，只能通过自我疗伤来完成，重新回归生活，可能是他接下来的人生“炼狱”。
虽然吴昌龙被宣判无罪，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的生活彻底走向了自由。
据吴华英说，为了监控他们家人的一举一动，当地有关部门在他们楼下安装了七个监控镜头，而当福建省最高院宣布无罪后，当地有关部门又新安装了两监控镜头。
“难道我真的已经走出监狱了吗？”吴昌龙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