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_周鹏 实习记者_石悦 广西上林县报道
还能怎么样呢？只能当成命运的安排了。”黄日晖悲戚地说。两个月前，在遥远的西非国家加纳，他痛苦地看着父亲黄龙祥的尸体被抬进火葬场。
黄龙祥是一名老练的淘金客，过去三年中，他一直在位于加纳中部盛产黄金的敦夸地区的山丘丛林里干活。今年4月16日，他在宾馆里被一名刚到加纳的中国淘金者打死了。
那天夜里，行凶者用烟灰缸把他的脸打得血肉模糊。直到第二天上午，他的尸体才被宾馆服务员发现。
在异乡经历三年的艰辛磨难后，5月10日深夜，黄龙祥被装在一个小小的骨灰盒里，随儿子回到了家乡——广西上林县。
过去五、六年间，成千上万的上林县人集结成中国最大规模的海外淘金大军，他们如朝圣般涌进加纳，在陌生的山丘丛林、草原河畔里，忍受着高温、疲劳、孤独、疾病乃至死亡的折磨和威胁，从事着一项人类延续了数千年的古老职业——淘金。
作为这个群体的悲剧性代表，黄龙祥的遗像被摆放在客厅一把陈旧椅子上，斜靠着墙壁，他的上方是一张陈旧的世界地图。黄日晖盯着地图，找到了上林县，然后手指缓慢地往非洲方向滑动，最终停留在加纳这个万里之远的国度。他说：“父亲横跨了半个地球，没想到最后是这样的结局。”
小费失效了
在黄龙祥意外死亡之前，这些上林淘金客正面临一场清洗。
“3月份开始，感觉就像末日临近一样。”蹙着眉头的黄日晖缓缓说道。父亲的亡故令这名26岁身材瘦削的年轻人不时神思恍惚。在他印象里，加纳军警从那时开始频繁开进矿区搜捕淘金者。这之前，他所在矿区的地主，一位名叫嘎亚的当地人向他们通风报信说，加纳政府动开始抓人了。
黄日晖和他的同伴们过去曾经历过多次警察、移民局官员的检查，对方有时手持着AK47冲锋枪直接走进工棚。但在以往，这不过是例行的“小费时间”——只要掏一笔塞地（加纳货币，1塞地约相当于3元人民币）递过去，对方就会热情地与他们握手言别。
根据中国驻加纳大使馆网站介绍，加纳法律禁止外国人参与25英亩（1英亩约相当于4000平方米）以下的小金矿开采，也禁止外国人租用或购买当地人所持有的金矿许可证进行开采。但过去多年中，法律却是一纸空文——只需向矿区土地所有者支付一定数额的“进场费”，并承诺拿出每日产量的10%或者更高比例的黄金，中国淘金者就能在金矿里开工了。
在2012年前，依靠源源不断的小费，类似黄龙祥、黄日晖父子这些散布在加纳的库马西、敦夸、奥布阿西、塔夸等地区的中国淘金客多数时候买到了平安。
但今年3月份开始，形势不可逆转地越来越糟糕起来。地主嘎亚神色紧张地告诫这对父子：小费失效了，见到军警就赶紧藏起来。
“老黑”的洗劫
淘金客将军警这次执法行动视为一场令人恐惧的清剿和洗劫。
为了防止被突然袭击，淘金客开始安排人昼夜在进矿区的路口放哨，一旦发现军警车辆，就立即用对讲机示警。这之后的一个月里，黄龙祥父子和他们的同行往丛林里逃了三次。他们当时对军警并不损坏设备和工棚多少还有些欣慰。
他们的矿区位于敦夸地区一个名叫埃塞海姆（音）的村子里，丛林密集，杂草丛生。穿过村子的一条缓缓流淌的河流沿岸，分布着八个中国淘金者团队的矿井。往日，这里白天总是机器轰鸣，而在凉爽的夜里，丛林里不时会传出不知名动物的叫声。
3月21日，黄日晖在QQ空间里上传了十张照片。那是两天前他跟父亲，以及另外十名同伴逃进丛林里的场景。大约同一时间，在库玛西一个名叫曼索安哥拉（音）的村子里，黄日晖的同村朋友吴思贤，跟他五名同伴也时不时东躲西藏，躲避着不期而至的军警。
军警的频繁清剿严重影响了中国淘金者的作业，也助长了加纳不法分子抢劫淘金者的气焰。吴思贤称，今年5月初，距离他所在矿井不远的另一批中国淘金者就遭遇过一次袭击。那天凌晨时分，五名手持枪支和砍刀的劫匪闯入矿区，但在淘金者顽强反击下，劫匪隔着木板朝工棚里连开八枪后，丢下一名同伙仓皇离去——这名劫匪踢开工棚大门后，蹲在暗处的淘金者立即扣扳机，霰弹枪将他打成了蜂窝。
工棚里，吴思贤的一位同乡也被流弹击伤，一粒子弹擦伤了他的脸。令人悲伤的是，劫匪在逃离矿区时射杀了淘金者雇佣的一名黑人女工，她当时躺在床上。吴思贤用手机拍下了那张血迹斑斑的木床。
黄龙祥的哥哥、同样有丰富采金经验的黄家祥曾在加纳从事过两年采金工作，今年春节期间才刚回到中国。
黄家祥说，2012年春节前的一天，他经历了中国淘金者遭遇到的最早一次大规模抢劫。当时他正在加纳西南部产金区塔夸的一处矿区里。那天晚上，至少二十个“老黑”洗劫了他们的工棚。“老黑”，是中国人对当地黑人的戏谑称呼。
收到求救电话后，淘金者雇佣的黑人翻译一路鸣着喇叭冲到了工棚旁。不幸的是，车刚驶到，一名劫匪便近距离开了两枪，名叫桑尼的翻译当成身亡。
黄家祥说，桑尼是第一个死于中国矿区抢劫案的人，“他是个很好的小伙子，还带我去买过光碟”。
上林淘金客涌入加纳，当地媒体时有指责说，中国淘金者的行为违反法律，而且遍地开矿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从去年开始，加纳军警和移民等执法部门对国内多个地区的外国人矿区进行过打击行动。今年5月14日，加纳政府成立了打击非法采金的部级联合工作组，并于6月1日开始对涉嫌非法在该国从事采金业务的淘金者进行打击。
中国驻加纳大使馆披露的数据显示，2012年以来，至少两百多名涉嫌非法采金的中国公民被抓捕，其中至少有数十人被迫回国。去年10月在曼索地区的一次打击行动中，一名淘金客还命丧加纳军警的枪下。
但即便如此，黄金仍然令上林人如痴如狂。
4月中旬，四名淘金客赶到北京，准备搭乘飞机赶赴加纳。一切顺利的话，他们将很快加入黄龙祥父子所在的淘金团队。但似乎是因为签证原因，他们中只有一位名叫陈仕才的中年人顺利登机。
黄金路线
从省会南宁市出发，要坐近两小时车才能驶入位于广西中南部群山之中的上林县城。
这个县曾经出产过黄金，当地乡镇里上了年纪的农民大多都有过淘金经历。在上林县做律师的李德明说，过去数百年来，当地金农一直在自家田地和附近山里淘金，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当地明亮镇的河道上还常年有国家采金船出没。
但黄金并没有让这个小县城崛起，它至今仍然挂着贫困县的帽子。即便在县城里，道路两旁也多是只有五六层高的楼房，临街商铺里出售着服装、电动车、瓷砖、化肥。一位出租车司机说，如果不出去挣钱，留在当地的人生结局是“穷上一辈子”。
长久以来，作为金属之王的黄金，就像施了魔咒一样，驱使着上林人四方奔走，甘愿冒上一切风险去寻找它。
黄龙祥、黄家祥两弟兄是明亮镇村民，早年都曾在自家房前屋后的田地里采过金。大约从上世纪90年代早期开始，在当地黄金资源枯竭后，带着通过黄金改变贫穷命运的渴望，他们收拾行李，也加入了同乡外出淘金的征途。依靠血缘、乡邻的凝聚力，他们成群结队组团赶往遥远的黑龙江、内蒙古，在山沟林场、草原戈壁上埋头苦干，不惜一切代价，在成千上万吨砂石泥浆中寻找着黄金微粒。
他们所到之处，多是更早之前已被国家和当地居民开采过的废弃矿区。上林人像候鸟一样每年在金矿和故乡之间往返——夏秋季在金矿里淘金，冬春季回家乡务农。矿区土壤解冻是他们每年出发的信号。他们睡在木桩支撑的简陋工棚里，去河里取水煮饭，忍受无数蚊虫叮咬的夜晚。
在从一个矿井到另一个矿井的漫长历程中，上林淘金客对探寻大自然的宝藏积累起了丰富的淘金经验，以至于通过观察山沟的地形、河流的急缓、砂石泥土的比例，他们就能辨识出某个区域是否含有黄金。
“山沟平缓一点，河水冲刷不太急的地方，含金量就比较多。”黄家祥用手比画着说道。只要提到采金技术，这个头发几乎掉光的农民的双眼就会闪出神采。他和黄龙祥都有近二十年的淘金经历，上林淘金客的每一波采金浪潮中，都闪动着这两兄弟的身影。
而黄日晖、吴思贤以及他们的许多同龄人，也从小就跟随着父辈的足迹，常年出没于人迹罕至的金矿之中。
大约从2003年开始，黑龙江、内蒙古的金矿产量也日益萎缩，大批上林人不得不回到故乡。这群失去黄金光芒指引的人，有的成为隐姓埋名的农夫，有的在乡镇里做起了小买卖，还有不少人则选择去外地打工。
过去的数年中，黄家祥、黄龙祥兄弟多次外出打工，他们在广州黄埔造船厂打磨过钢板，在广东云浮的石材厂里切割过马赛克，在南宁的饭店里当过保安。而他们的妻子儿女也大多流落外省，靠打工为生。
蛰伏数年后，这些上林人再次重拾旧业。而这次，他们的目的地变成了地球对面的非洲加纳。
雨后的下午，黄家祥坐在自家新楼房下的碎石堆旁吸烟。这栋三层小楼是他过去三年的淘金回报。他用满含深情的口吻说，“这栋楼在加纳用命挣来的。”
大约从2005年期间，上林县便开始零星有人去加纳淘金。黄家祥记得，最早的开拓者名叫黄军和钟绍学，二人回上林后不久，就组织了一个淘金团队重返加纳，酬劳是月薪3000元，外加采金提成。
上林人认为这群早期开拓者都挣到了钱。明显的例子是，当年被招去做工人的人，过一两年回乡后就开始募集资金，购买设备，召集亲戚、朋友去加纳采金了。这些新的老板开出的薪酬也比之前更高。
闪着光芒的保时捷、宝马开始在山林县杂乱的街头闪现，有人发了大财的传言不胫而走。在黄金的诱惑面前，上林人像以往一样毫不犹豫。
到加纳去
此后数年间，加纳成为上林人心中的圣地。上林县公安局统计的数据显示，2008年至今，当地居民国际出入境人数为17400人，其中约有13000人的目的地是加纳。
黄金驱使人们拿出多年积蓄，放弃修建新房，四处凑钱，“还有人把自己家的猪都卖了”，黄家祥感觉，去加纳淘金就像传染病一样蔓延开了，并在2011年形成一股狂潮。
在明亮、巷贤、大丰这些有长久淘金历史的上林县乡镇里，关于淘金的话题从客厅、餐馆、杂货店，一直延伸到榕树下、小溪边。那个遥远得像外星球一样的国家，预示着一个全新的黄金时代来临。
上林县成了离别之地——每天都有人络绎不绝地提着简单行李，坐中巴车到南宁，再在南宁到广州、北京的火车硬座上颠簸十几个小时乃至一整天后，坐上人生的第一趟国际航班。他们的老乡正在加纳殷切地等着他们。
他们中有投资人，有打工者，而多数人二者兼是。由这些人构成的一个个团队——通常为七八人，许多之前并不相识，但在小小的上林县里，他们之间又错综复杂地有所关联——同乡、远房亲戚、朋友的朋友。追逐黄金的共同目标将他们聚拢起来。
他们是为数更多的投资者群体的代表。组建一个团队所需的约200万元资金——够组装一条淘金生产线和前期运营开支，来自于上林县的众多家庭。少的几万，多则几十万，只要能凑到钱，所有人都不想错过黄金班车。
黄家祥说：上林淘金客很少拥有加纳的工作签证，绝大多数人都是以旅游签证方式进入加纳，三个月居留期限过后，有的人会花钱续签，但更多的则置之不理。
甚至还有人以别的办法入境——吴思贤和七名上林县老乡在2011年11月飞往加纳时，所有人签证的目的地都是塞拉利昂。但这没有阻止他们的步伐——帮忙办理签证的中介公司已经用美元打点过机长和加纳海关人员，航班在加纳首都阿克拉国际机场着陆等候转机时，他们顺利走出机场大门，开始了异国淘金的生涯。
2010年春节前，黄龙祥也赶到了加纳。在这之前，他把大约6万元的全部积蓄都投到了一个淘金团队里。作为老练的淘金者，他忍受不住等着分红日子的煎熬——那时他在明亮镇的农贸市场里卖豆腐。
除了分红，吸引已经50岁的黄龙祥远赴重洋的另一点是，他每月能拿到5000元工资。“我们收入低，太贫穷，父亲明知道过去有风险，但是还要去。”黄日晖说。他放弃了跟父亲一起出国的打算，“我知道那是危险又艰苦的活，但我没淘过金。”他觉得自己帮不上忙。
这一年，黄家祥也把全家积蓄5万元投资了另一个团队。尽管自家的破旧瓦房已摇摇欲坠，但黄家祥心里想的全是黄金。
一年后，他也到了加纳。
金矿里的“赌博”
2011年之前十年，国际黄金市场像打了激素一样，价格每年增长20%。
涌入加纳的上林淘金客备受鼓舞。那些一夜暴富的传言是如此激动人心，以至于有人到加纳之前，连金矿在哪里也不知道。而装载着他们采购的挖掘机、柴油机、砂泵、电视、冰箱的集装箱货轮，从深圳港口出发，正一路漂洋过海，朝着加纳特马、阿克拉的港口进发。
明亮镇水台村村民温海荣指着前往县城的道路说，一个月前，道路两边的空地上还停满了货柜车。他在加纳呆了整一年，5月上旬才在失望中回乡。
2011年11月，吴思贤和他的六名同伴们抵达加纳后，有整整四个月时间无事可干。在老乡介绍下，他们在敦夸一个名叫埃恩费（音）的村子里租下了一片地。毫无经验的负责人向一名地主支付30000塞地“进场费”后，被允许在这片25英亩矿区开采。
但他们什么都看不到——矿区在一条大河边，雨季中倒灌的洪水已经淹没矿区。地主信誓旦旦声称，矿区离河流有四至五百米——这是适合含金砂石沉积的距离。
等到洪水退去，吴思贤惊讶地发现，矿区距离河道河流不到100米。“只要老黑拿到钱，你就别想再要回一分了钱。”吴思贤抱怨说。
他们花了三天时间，在矿区里挖了五个深坑，看到的全是泥土。期待的含金砂石层令人失望地全无踪影。他们最终只能放弃这块矿区，30000塞地全打了水漂。
负责人又开始联系老乡，四处打探其他可能的矿区。这个过程耗费了四个月之久。
吴思贤和他的同伴则驻守在已经绝望的矿井旁。通过一名曾在广州呆过的黑人翻译，他们从当地人手来买来木板、铁皮，在不远处的斜坡上搭建了个工棚。
这个距离敦夸有半小时车程的村子坐落在山丘之间，四周长满了可可树、香蕉、玉米和木薯，一百多户居民生活在片贫瘠之地。当地人生活在破旧的木板和粘土做成的屋子里，靠茅草铺成的屋顶遮雨，“既不通电，也没有自来水”，吴思贤说，经济条件好点的人家才有唯一的交通工具——自行车。
当地人有时会站在一旁，好奇地看淘金者们搭建工棚。因为语言障碍，他们彼此没有任何沟通。
在这段灰暗的日子里，钓鱼、打猎是淘金者们唯一乐趣。为保安全，负责人花了近3000塞地托当地人买来一支来复枪。淘金客将这种威力巨大的枪称为“八连发”——一次能装八枚霰弹。在加纳矿区里，几乎每个中国淘金团队都拥有一两支这样的枪。
漫长的等待后，负责人找到另一处矿井——位于库玛西的曼索安哥拉村。他们又一次支付了20000塞地进场费，并向那个总戴着墨镜的地主吉拉承诺，每天会献上产金量的12%。吴思贤在这里一直干到了回国。
许多淘金客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交了进场费后，黄金产量总是难如人意，或者没多久就无金可采的情况，这使得他们不得不另外再花钱寻找新矿井。
黄家祥、黄龙祥、温海荣，都有过同样经历。“这就是一场赌博。”黄家祥承认，没人能事先知道一个矿井下到底含有多少黄金。这位老淘金客说，“这是地球的远古秘密。”
如果幸运租到富矿，就可获得可观而稳定的产量，而反过来，就只能耗费时间、金钱，再投身于一场赌博。美国国家地理拍摄的纪录片《非洲丛林采黄金》中，两名身负百万美元巨债的美国人深入加纳丛林，毫无经验的他们梦想靠淘金一举扭转命运，但这个梦想一再被产量少得可怜的矿井打击。他们在绝望中撤离加纳时，债务又增加了30万美元。
绝大多数时间里，淘金客就在矿区——工棚间循环往复，生活异常枯燥。在难得一次的进城机会中，他们会逛逛当地的超市商场，在中国人开的餐馆里吃饭喝酒。夜晚，有的人在KTV里唱着思乡之歌，有的人则搂着浓妆艳抹的中国小姐走进宾馆。
“溜金”时刻
如果租到有开采价值的矿井，漫长而枯燥的淘金作业便开始了。用挖掘机刨去可能深达数米的表层土壤，用强劲的水柱冲刷挖出的砂石泥土，再用砂泵将含有金砂的碎石泥浆抽入倾斜的“溜槽”（一条五六米长，铺有采金毯的铁槽），金砂和大量的细石沙粒将沉淀到采金毯上。
淘金客每天要冲刷几百立方的砂石泥土，直到傍晚时分，他们才能等到激动人心的“溜金”时刻——将采金毯中的金砂分离出来。不到最后一刻，没人知道这一天的结果是悲是喜。
金砂和石沙的混合物被倒进金属或者木质的盆里，利用质量不同原理，依靠人工不断摇晃，沉重的黄金颗粒将在水中沉淀到底部。一遍遍筛选后，淘金者们梦寐以求，闪动着微弱光芒的金砂缓缓浮现，有的大如米粒，更多的小如针尖。
“溜金”时刻，地主派来的人永远站在一旁，他会记录下当天的所有产量，然后按照比例取走地主的那部分。
“七八百克金砂才能装满一个香烟盒。”吴思贤说，他所在矿井的产量大多只有100来克。积累到一定数量后——通常为500克，淘金客将金砂在坩埚里融化倒入模具，不久之后，一块熠熠生辉黄金便形成了。
不久后，这些金块就会变成淘金者一摞摞塞地。在阿克拉、库玛西、特马，每个淘金者都能找到来自印度、欧罗斯、英国乃至中国的黄金收购商——这些人通常呆在装有铁丝网、摄像头，被持枪警卫保护着的院子里。
收取一定汇率差额后，地下钱庄将把兑换成人民币的资金打入某个国内账号上，成为淘金客们的工资和分红来源。
人类对黄金的欲望总是永无止境，对贫穷的人来说，更其如此。黄家祥说，他的大多数同乡都将挣到的钱投入到新的设备采购中去了，“股东想投资更多的矿井，打工者想成为新的老板，”黄家祥说，很少有人能压制住内心对黄金的追逐。
想要得到更多的上林人对采金设备需求是如此旺盛，以至于三一重工、徐工、柳工这些国内企业纷纷在加纳开设分公司，而上林县的砂泵工厂，也夜以继日地开工。
2012年春节，黄龙祥拿出挣到的20万元，与人合伙购置采金设备，在埃塞海姆那个村子里，他成了一名新的老板。这年11月，他把儿子也召唤过去，雄心勃勃准备大干一场。
丧命
作为上林县的少数派，黄家祥没有拿钱去投资，而用来修建了那栋三层小楼。当时他家的瓦房快要倒塌了。
这两兄弟曾经在加纳见过几次面，最后一次是2012年春节前，黄龙祥当时意气风发地向哥哥讲述了自己的事业新局面。那时，他和其他股东正忙着四处寻找矿井。
但事后证明，他们选择埃塞海姆矿井是个错误决定。扣除各种成本后，这个矿井的产金量一直难以产生利润。而加纳日渐频繁的打击行动也严重干扰了他们的生产进度。
今年四月，这个难以为继的团队终于解散。股东们遣散工人、变卖设备，又各自寻觅别的黄金之地去了。这种因利益而结合或分手的故事，在上林淘金团队中几乎天天都有发生。
上林县一群新的投资者聘请黄龙祥作采金团队负责人，他们在敦夸一个名叫阿弗兰西（音）的偏僻地方租下新的矿井。在作了大量前期工作后，黄家祥和跟随他的人一起等待着投资者找来的新工人入伙。
直到现在，没人知道他为何而死。那名来自上林邻县宾阳县的陈仕才，在4月15日抵达加纳后一度表现出神思恍惚的症状，“老说自己要回家”，一位当晚曾跟他吃饭的上林同乡说，当时陈仕才已不太正常，“吃饭时要靠别人喂。”
有人怀疑这是不适应长途飞行的症状。黄家祥说，在早年赴黑龙江采金时，因为无法忍受耗时五天的火车旅途，曾有人叫喊着想跳下行进中的火车，他还见过突然精神崩溃，在火车厢里撒钱的同乡。
同乡们没把陈仕才的症状当回事，认为他休息一下就能恢复。那天晚上，他们在特马一家酒店里给陈开了房。
黄龙祥4月16日赶到了特马，但陈仕才没在宾馆等他。在听到其他同乡介绍情况后，黄龙祥最终在机场里找到了陈。
那天晚上，他们住在特马“幸运酒店”的同一个房间里。但这是个不幸的夜晚：第二天，人们在房间里发现了黄龙祥的尸体，而陈仕才则不见影踪。
阿克拉市KORLE BU医院开出的死亡证明称，黄龙祥死于“帽状腱膜下血肿及颅骨破裂。”陈仕才事后已被加纳警方抓获，他至今仍被关押在加纳的监狱里。
在一张加纳警方拍摄的照片里，陈仕才被多名警察围住，面容憔悴的他戴着手铐，佝偻着站在案发房间的床前，阴沉的表情像是在向跟淘金梦想作彻底告别。
黄日晖回国前曾在警察局跟杀父仇人见过面。“我问为什么杀人，他说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很后悔，”沉默好一会阵后，黄日晖接着说，当时对方让他产生了“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
在加纳，黄龙祥为淘金付出了一切，但黄金最终要了他的命。他多年前留下的一张照片被冲印成遗照，正静静地靠在自家墙壁上。失去父亲的黄日晖，正深陷于悲伤中，他说自己现在“什么心思都没有。”
还会去非洲
黄龙祥和陈仕才的众多雇主之一，上林县一家胶合板厂的老板谭耀光也正焦烂额。除了黄龙祥身亡外，还有部分员工尚未回国外，他与别的投资者仍有价值上千万的设备滞留加纳。“我现在很崩溃，不抱什么希望了”，这名损失惨重的投资人说，加纳突然的清剿行动，会让大量上林投资者背上沉重债务。
6月7日，在库玛西、阿克拉的宾馆里躲藏一周后，吴思贤跟同伴们终于登上回国飞机。在这之前，黑人保安打电话说，他们遗留在矿井里的设备已经被人全部掳走。
但过去一年里，吴思贤在金矿中挣到了84000元工资。这是他在国内打工难以企及的报酬。那些在加纳采到的金砂，像火一样，早已点燃了他黄金梦。
这名青年最近在帮妻子经营生意惨淡的路边洗车场，他心不在焉坐在一张铺满灰尘的旧沙发上说，“我还会再去非洲的。”
黄家祥今年春节回家过节时，被一家计划去非洲采金的江苏公司看中。他被聘为技术顾问，刚去利比里亚勘察了三个月，但最终没有找到合适的金矿。黄家祥是在利比里亚勘察金矿时接到兄弟死讯的。“我不会再让儿子再出国淘金了”，他坚决地说道。但因为缺乏资金，他的新楼已无钱装修。
黄家祥将继续追逐黄金——签证已经办好了，下个月，他就将前往喀麦隆。
“我已经老了，只有黄金能改变我的命运。”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