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_七猫
走在那一尘不染的医院走廊上，西愿·格拉辛突然记起了日本禅宗大师固山一巩那著名的遗偈：“来时空手，去时赤脚；一去一来，单重交拆。”这时已临近他的下班时间，他有点累了，但精神还不错。他最终在神经外科的病房外头停下脚步，在心里又再默念了一遍这首偈语，在佛偈韵律之中再次集中精力。他整了整自己身上的衲衣，将眼镜扶正，然后推开了病房的房门。
病房里是57岁的克莱奥。她的脑袋上缠着厚厚的绷带，长发已由黑转灰。几个星期以前，她在洗衣服的时候突然昏倒，然后被送到了医院，结果被诊断出，她脑子里有一个恶性神经胶质瘤，这是一种凶猛的脑癌，医生说，她大概只剩下3个月的生命—如果做手术的话，大概还能多活9个月到1年。
克莱奥想放弃手术，但想到87岁的母亲，又觉得于心不忍。她找上西愿，因为西愿是纽约冥想疗法禅学中心培训出来的禅师，他专门在医院里从事姑息治疗工作。西愿说，他的工作就是以病人的生活质量为目标，帮助他们将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个人目标和价值放在最优先的位置。“我在人最脆弱的时候与他们相遇，这时候会有各种各样的危机，”西愿说，“我陪伴着他们走过这一段艰难的旅程，并非通过治疗，而是聆听、建议和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力量、恐惧和他们人生的意义。”
像西愿这样从事姑息治疗工作的禅师，他们希望传达一种与现有医疗体系不同的价值观：疗愈并不仅仅意味着拯救生命，而死亡也并不一定是失败。
死亡的理想和现实
“当死亡到来的时候，你希望那是怎么样的？”
这是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教授堂娜·威尔森的“死亡问卷”中的一个问题，而结果显示，有90%左右的人说自己希望死在家里、森林深处的棺材里甚至是海滩上，只有10%的人选择了医院或护理站。尽管她的调查对象只是阿尔伯塔省的居民，但世界上也有不少其他研究者进行过类似的调查，其结果大同小异：大多数人都希望能够死在家里或自己感到舒服的地方，只有少部分人选择医院。
当83岁的露丝得知自己患上了胰腺癌后，她说，那感觉就像当头一棒，“完全慌了神。”在最初的震惊过后，还伴随着一种糟糕的熟悉感，因为五年前，露丝的儿子正是死于同样的癌症。她知道儿子受了多少苦，也知道多次的抢救之后，最后无可避免的死亡到来时，让人多么筋疲力尽。
于是她选择了另外一种方式。现在，她坐在自家起居室里，在丈夫的帮助下，每隔几个小时服用一次止痛药物。她斜躺在宽大的靠椅上，而她那银色的鞋子就在透过窗户洒下的阳光中闪闪发亮。“总有这么一天，你会知道你终究无法战胜大自然。”她说，“但我希望能够舒舒服服地死去，不要有太多痛苦，我就要求这么多。如果不太痛的话，我就能够站起来走走，还能好好打扮一番，这样我就不害怕了。”她停顿了一下，望向窗外：“反正，我就想尽可能地离医院远一点。”
于是，露丝的治疗目标就不再是延续生命，而是尽可能地消除躯体疼痛、恶心和疲劳。姑息治疗团队为她量身定制了治疗方案，并且会随着症状的变化而调整方案，尽可能地维持她原来的日常生活，直到她生命的终点。“大多数医生只会诊病然后开药，他们没时间来讨论你的生活，所以有姑息治疗真是太好了。”她低下头，盯着自己的手看了一会儿，“我儿子没这个福气，他一直到最后都非常痛苦。”
大多数美国人都没这个福气。美国姑息治疗中心的数据显示，尽管在平常调查的时候，多数美国人都说希望能够在家里宁静地死去，但事实上却有80%的人死在病床或抢救室里。在专门从事姑息治疗工作的护士凯西·蒙多涅多看来，这是因为现有医疗体系对于死亡有一个重要的观念误区：医生大多都把死亡当作是一种失败，慢慢地，病人及其家属也都接受了这种观点，导致如今很多治疗只求延长生命，反而将生活质量跟舒适放在了其后。
更糟糕的是，由于许多医生都将“放弃延续生命”与“放弃治疗”画上了等号，他们认为，让姑息治疗团队接手病人，是一种“认输”的行为，所以他们往往更愿意告诉病人“还有希望”。然而，从那些接受过姑息治疗的病人跟家属的反馈情况来看，他们都希望能够在确诊后的第一时间知道自己的病情，知道自己的生存时限。对此，蒙多涅多解释说：“因为人们有权利知道自己病情的真实情况，这样他们才能为未来做打算，才能来得及与重要的人进行重要的对话。”
《姑息治疗期刊》在2010年刊出的数据指出，在全美所有身患绝症的老人中，只有20%左右将自己的临终愿望记入了他们的医疗记录，更多的人则将选择权留给了他们的家人。而这个时候也往往是家属们最脆弱的时候，他们一方面感觉被孤立了，另一方面又觉得有义务要延续家人的生命，于是绝大多数家属都会选择继续抢救。
宗教的力量
西愿认为，现有医疗体系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医生与病人之间的交流被打断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冰冷的医患关系：“医生们一直被教育说，他们要专业，要超然。我见过不少年轻医生，他们在讨论病人的时候都只用疾病的发展情况来指代，完全忘记了他们讨论的是个活生生的人。”
对于病人和家属来说，在生命即将到达尽头的时候，日益增加的治疗费用更加剧了痛苦。纽约西奈山医学院的一项研究表明，尽管有25%的医疗保险资金被用于治疗这些临终病人，但是，在他们生命中的最后五年里，保险受益人平均还要为过度治疗支付38688美元—在这个充满悲痛的时刻，这笔费用实在高得过分了。
即使是不需要为金钱担心的人，也依然会体验到其他的精神疾病。这是因为，当一个人身患重病的时候，其肉体会受到痛苦的折磨，而其精神也会自然恶化。
74岁的厄休拉坐在病床上，一页一页地翻着相簿。她的肺癌已经进入了第二期，这时候又得了肺炎，这让她的病情变得更复杂。反复的化疗已经让她的双颊失去了色彩，但当西愿来到她的病房里，她却开始激动地说个不停。
“每到晚上，我就会想到以前的事情，然后我就开始反复琢磨，就很难再睡着了。”
厄休拉再嫁的丈夫是个暴脾气，经常毒打她的孩子，她说她很高兴他最后死得很痛苦，而她也说自己永远不会原谅他。西愿鼓励她继续探索自己的情绪：“你有权利感到愤怒……当你生气的时候，你在担心什么呢？……你一直憋着的话，又会发生什么呢？”在他的指引下，厄休拉说出了那些一直深藏在她心里的记忆和感情，最后，西愿将对话方向重新指引到她的孩子身上，并让她看看，她的病床旁边堆着的那些来自儿女及孙辈的问候卡跟鲜花。
这也是姑息治疗的一部分，有点类似于心理咨询师，但由于宗教的特殊性，所以神职人员有时候会有更直接的切入点接触到患者的心灵。其中，像西愿这样经过禅学训练的禅师更有独特的优势。由于佛教注重身心灵合一，也讲究过去和未来之间的关系，所以西愿在听病人倾诉的同时，他着重帮助他们认清自己的痛苦，哪些是他们想要疗愈的，哪些是过去被压抑下来的，还有哪些是单纯因为大限将至伴随而来的痛苦，就此牵出他们的思绪、情感和内心的映射，他鼓励病人去探索自己的内心并一一提出疑问。
“有时候要看清一件事，就得从不同角度来观察，”他说，“疾病会让七情六欲都浮上心头，焦虑、恐惧跟孤独等感觉会把人给压得喘不过气来，所以这个时候，只要我能够让他们将自己的感觉一点一点都说出来，然后让他们觉得，我能够理解他们的痛苦，这样他们就会感觉自己并不是孤身一人走在这条路上，而我的工作也就算完成了。”
争议中的发展
在过去六年中，姑息治疗是发展最快的医学实践之一，它也越来越多地被病人、医生和医院所接纳。美国姑息治疗中心的报告上说，全美所有病床数超过50的中大型医院里，有63%已经迎来了属于自己的姑息治疗团队。其中，宗教护理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2007年，克什·帕里·埃里森跟罗伯特·楚铎·肯拜尔创建了纽约冥想疗法禅学中心。从创立之初，他们就极为重视“通过禅学冥想去改善绝症患者的姑息治疗”这个项目，他们得到了“临床宗教教育协会”的认可，培养出了许多像西愿这样的临床佛教护理人员。克什、楚铎和西愿都是法名，他们自从出家后就开始使用这个名字。从2008年起，纽约冥想疗法禅学中心培训出来的禅师就开始入驻各家医院。
然而发展中必定有争议。在由《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主导的一项研究中，有医生认为，倘若把姑息治疗当作一种专门的医学而纳入医疗体系，会让已经错综复杂的体系更加混乱，并让主治医生产生一种“去责任化”的错觉，认为关怀病人的心理状态已经不再是他们的责任，然而目前的姑息治疗团队人数远不足以满足需求，这就会成为一个大问题。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姑息治疗为了减轻病人的痛苦，会加速死亡的过程。在现有的医疗体系中，进入姑息治疗阶段，会被形容为“放弃治疗”。“但我们并没有放弃治疗，我们只是放弃以延长病人的生命为目标。”姑息治疗高级护士弗兰·海勒如是说。
在所有争议之中，宗教护理是争议声音最大的，而禅学治疗由于涉及东西方文化融合冲击的问题，它比其他姑息疗法也更容易引发争议。
其支持者认为，禅师们鼓励人们通过打坐冥想、呼吸练习和简单的谈话，把自己从压力和痛苦中释放出来，尽管这无法令绝症患者找回健康，却能够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更轻松一些；而且，禅师们能够将更多的时间花在与病人相处上，这是忙碌的医护人员所做不到的。然而反对者却说非药物治疗并不科学，他们怀疑，这很可能是医院为了“夺回已经流走的病人”而耍的花招：“你可以接受化疗，也可以换成针灸、按摩和气功，这难道是合理的吗？”
“这是一种常见的误区，”姑息治疗专家克雷格·布兰德曼说，“姑息治疗的本质是给病人对症下药，并按照病人的价值观跟人生目标来制定治疗方案，无论病人的价值观和目标是什么。”事实上，根据《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在2010年发表的一项研究报告，由于绝症患者在接受姑息治疗后，其生活质量会得到提高，心情也更为愉快，于是到头来，他们反而会比那些接受续命治疗的病人活得更久。
而在西愿看来，身为禅师的他陪伴着病人走过最后的一程，是对死亡的尊重。他认为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而每个人都不同，每个人都会有属于自己的故事结局。“倘若有人问我们，怎样才算是理想的死亡，那么每个人可能都会有不一样的回答，”他说，然而真正重要的是，死亡是一件庄严而又值得尊重的事情。
来源：《大西洋月刊》和《洛杉矶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