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_黄修毅
周克希（1942年12月生）
上海译文出版社编审，法语翻译。主要翻译作品有：《王家大道》、《不朽者》、《三剑客》、《包法利夫人》、《小王子》、《追寻逝去的时光》（三卷）、《基督山伯爵》等。
继著名的法语文学翻译前辈王道乾之后，翻译家周克希的译稿今年5月刚被收入了上海图书馆馆藏。这两位译作先后被“经典化”的翻译家，还都曾身兼上海译文出版社编辑之职。
在字体清丽的译稿边上，写满了颜色笔的勾画，有时甚至一字之差，也涂改了两三个墨团，字里行间的斟酌现于纸上。年届七十的周克希，如今仍以一己之力，逐字逐句地推进着始于十年前的普鲁斯特翻译工程。
在译出三卷《追寻逝去的时光》（一译《追忆似水年华》）之后，逐渐熟习了普鲁斯特的笔锋和“腔调”，周克希还是谨遵着给自己定下的一套规矩：遇到稍难的段落，先把译文信手写在纸上，七涂八改上一两遍，再录入电脑打磨改定。这种近乎仪式感的工作方式，让译界晚辈心生敬畏。
说起这保持了三十年的习惯，周克希还会想到最早入行时，老一辈译家在这个“后生”译者身上下的一番工夫，和惊鸿一瞥的耳提面命。
那时，前辈王道乾、郝运等都还在译文社。这两位法语文学翻译界的权威，曾是1949年前的教会学校中法大学前后届（1942级、1943级）的校友。
三十年前，还只是翻译“票友”的周克希，心怀近乎虔敬的想象，拜访译界前辈郝运。“那时郝先生已经翻出了司汤达的《巴马修道院》，我想象中，他待在一栋面对草坪的小楼上，精致的大书橱里满满当当都是外文书，喝着咖啡，说不定还抽着烟斗。”
当他真的被带到这个银丝长者面前，却发现其委身于一栋旧式石库门房子低矮的檐下。要抵达郝运先生托庇其间的法语文学世界，得先爬上一条又陡又窄的楼梯，穿过几家合用的厨房，才能望见凌乱堆放着稿纸的案头。
这个携着几经誊抄的译稿的后生没想到的是，他初出茅庐的译作，竟得到了老先生的首肯，“郝先生觉得我的文笔还不错，但化得有点过头”。而从“老先生”案头返还到他手里的译稿，有时会“改得像一张大花脸”。
入得翻译门的周克希，也曾怀揣自身的困惑拜访过王道乾先生。他向王道乾请教该怎么学习文学？“记得在那间光线幽暗的客厅里，王先生沉吟片刻，轻轻地对我说，文学不是靠学习，而是靠感悟的。这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重译风”兴起时，重译了大仲马《基督山伯爵》和福楼拜《包法利夫人》后，周克希在翻译界和读者中渐渐树立口碑。当时他的主业还是在华东师大数学系教学和带研究生，翻译只能是业余挤出时间来做的副业。而他那一改再改的译法，有时让全家人迁就着他，围着一部书转。在翻译都德的《不朽者》时，甚至上了年纪的父母也帮着誊抄译稿。
1988年大年初一的阴冷早晨，周克希译完《不朽者》的最后一个章节，在清样的末尾写下“译毕”的字样时，却怎么也轻快不起来。这部历时四年的译作，见证了他父母先后离世的忧伤。
到了五十知天命之年的周克希，终于下定决心放下数学教职，入职译文出版社，全身心投入外国文学的编辑与翻译。
在他进入这家有着编辑“化身”翻译家传统的出版社时，身边还有吴岩、任溶溶、戴骢、吴洪这样的成名译者。似乎是冥冥中的巧合，在他担纲一套“二十世纪法国文学丛书”编辑工作时，亲手续译了王道乾未完成的译稿—法国作家图尼埃的《礼拜五—太平洋上的灵薄狱》。
退休后翻译普鲁斯特，周克希还保留着当编辑时的习惯，摸爬滚打在不同版本译文的甄别比较中，他手头常备着不同版本的《追寻逝去的时光》英语译本，其中企鹅版的第一卷的译者，正是今年刚获得布克奖的美国女作家Lydia Davis。周克希说，“翻看他们的译本，就像身边有个随时可以对话的朋友。”
南都周刊 专访 周克希
做翻译好比下围棋
南都周刊：您的法文是半道出家，中文则一出手即获郝运等前辈称赏。在您看来，一个好译者要能通达原作的感觉，多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母语的运用？
周克希：“翻译度”毕竟不是第一位的东西。什么才是第一位的东西呢？吃透原文。所谓文采，来自对原文的透彻理解（或者说感觉到位）。而调节“翻译度”的过程，则是把理解“细化”，或者说把感觉“坐实”的过程。当然，这是一种“化学反应”，其中常会有些微妙的变化发生。
初学文学翻译，我在中外文两头都是准备不足的。唯一的办法，是慢慢地译，勤查词典，当然，有条件时也勤请教（当时还在华东师大数学系任教，我和外语系的法国外教“变工”，她问我鲁迅，我问她普鲁斯特、福楼拜）。
母语在翻译中的重要性，怎么说都不过分。但若仅把清词丽句看成“漂亮的中文”，那就失之偏颇了。记得刚译小说时，郝运先生曾在我的译稿上做过不少修改，总的来说，是把我对文字的审美趣味引领到一条正确的道路上来。
南都周刊：慢工出细活，在您的翻译札记中也列举了不少斟酌字句的细节。早年从事数理研究工作是否也影响着您，在斟酌译文时，有着某种近乎数学般严格的对“精确”的追求？
周克希：质量和速度，若能兼而得之当然再好不过，但我不是这样的幸运儿。其实，我有时也能出手很快，但这样的草稿，往往还要经过细细的打磨。翻译，一定要对自己有所约束。对整体感觉的把握和追求字词的准确，是一枚硬币的两个面，说到底它们是同一枚硬币。
数学，是思维的体操，对训练逻辑思维的严密性有好处。但文学更需要的是形象思维，是“人情练达”，是“世事洞明”。有时候，尤其是刚开始翻译时，我真希望没学过那么多年数学。
南都周刊：您本身偏好峻洁、口语化的文字风格，比如多次提到过的汪曾祺，而四字成语则为您所力避。在语言趣味的形成过程中，翻译作品乃至外文原作对您的中文行文趣味是否有影响？
周克希：文字趣味，是从中学时代开始形成的。我现在还能想起蒋文生先生教《项脊轩志》时的情景。他那带有无锡乡音但饱含感情的朗读，在我也许就是文字趣味的启蒙。我母亲是编辑，父亲也从事文字工作，他们几乎从不刻意对我讲什么道理，但潜移默化的影响是天长日久的。接触到汪曾祺的作品后，我知道自己遇上心仪的作家了。稍后看孙犁先生的散文，有类似的感觉。
我记得刚刚翻译的时候，郝运跟我说一句话，他说既然你做翻译，那你以后就要每天看点书，最好不是翻译的书。如果从学习的角度，从增加自己营养的角度，最好更多看原创作品和古文作品（我不主张在白话里夹点古文的词，但在把它消化了以后，那还是很管用的）如果一段时间不看作品，觉得自己面目可憎。
南都周刊：您也多有和作家讨论语言问题，翻译中的“外文腔”似乎也是您力避的东西，但另一方面，也有作者承认“翻译体”对他们的写作产生了极深入的影响，您对此怎么看？
周克希：译者要避免翻译腔，作家要从所谓“翻译体”中吸取营养，其中好像有点“围城”的意思。人生大抵如此吧。但避免翻译腔，也不是千书一面的。普鲁斯特的长句，在译文中应该有所体现，应该让读者多少也感觉到一点那种“缠绵”（诗人辛笛语）的意味。现代汉语应该有这样的包容。
我还是主张看点新东西，接触点喜欢的作家的东西，这样语言文字才会不显得太老。有时候听人讲，周克希的文字不太老，我觉得这是对我的鼓励。
南都周刊：您在三十年的译述生涯中，直到十年前才下定决心倾力翻译普鲁斯特，迄今《追寻逝去的时光》已先后出版了三卷。回过头去看，您是否觉得译者专注于一位与自己相通的作家的工作方式会更好？
周克希：以前我说过翻译就像做工一样。现在自己对自己放松了，觉得自己比较老了，有时候一天没时间翻译，有时候一天也就翻两三个小时。现在觉得不翻完也不遗憾，三四个星期前布克奖的获得者Lydia Davis，一方面作为一个作家写微型小说，另一方面作为翻译家，有两个主要的作品，其一是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其二是普鲁斯特的《追寻逝去的时光》，她就翻了第一卷，我想象她也觉得可以了，这也算她的一个业绩。我以这个为由头，也就原谅自己了。
方平先生生前曾对我说过，做翻译好比下围棋，最先下的那几个子，意在占势。此时我已经七七八八译了几本书，听他这样一说，立时顿悟。可惜的是，为时晚了一些。想要翻译普鲁斯特以后，译得很慢，时光却不耐烦等我，兀自匆匆往前。如果把一切提前十年，不知情况会怎样。
南都周刊：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您重译《基督山伯爵》、《包法利夫人》等经典时，恰逢外国文学出版业的一波高潮。如今新译本的印数、关注度，甚至译者收益都不比当年，您是否关注现在的新译者，对他们有何评价和建议？
周克希：至今为止，译者得到的回报，是与付出的劳动不成比例的。稿费标准尽管有识之士一再呼吁，但改变微乎其微。我现在一般拿版税，这个事情一开始是没有的，如果书印数还可以的话，版税比稿费要好，跟国际稍微接轨一点。我是从《基督山伯爵》才开始拿版税。这书印数达到五六十万本的时候（1991年左右初版，过了将近十年），版税开始推行了。
现在各方面修养都好，其实很适合做文学翻译的年轻人，有很多没有做这个工作。这是很正常的现象。也有一些人实在对翻译太有兴趣了，他们义无返顾地投身于这项事业，对他们，我充满敬意。文学翻译的天地，终究会是他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