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习记者_徐佳鸣
7月3日，86岁的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和90岁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上海进行“家庭式、庄园式相会”，并涉及“很重要”的谈话内容。两位政治老人都称赞了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履新几个月来的表现。
这是基辛格近半年来第四次和中国顶级政治人物见面，之前分别是3月25日和总理李克强会面、4月24日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6月28日第二次和李克强会面。如此高频率地和新旧领导人互动，即使在“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个序列中也显得罕见。
能享此“殊荣”，当然与“官员基辛格”在中美建交史上做出的贡献分不开。其实，卸任公职36年来，“基辛格博士”或“董事长基辛格”在政商两界穿针引线，业已成为中美交往的一条重要通路。
在7月22日外交部发布的新闻稿中，江泽民和基辛格都提到1989年中国在外交上的“困难”时刻。那一年，基辛格在北京和邓小平会面，回国后向美国前总统老布什转达了中方提出的一揽子解决方案。
资深外交官、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原副主任吴建民在《外交案例》一书中道出中方当时的考量：“选择合适的对象提出方案也很重要。解决中美关系需要战略眼光，而基辛格是有战略眼光的人。从他本人来讲，他对于自己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那段经历是很自豪的，也不希望现在中美关系恶化。所以，我们对他讲的话他能理解，而且也能准确地反馈到美国的最高层。”
顶层路线
基辛格在中美高层间的活动能力有目共睹，这源于他1971年7月的那次著名秘密飞行。“波罗行动”是中美建交前站行动的代号，48岁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假装肚子疼瞒过媒体，带着七厘米厚的文件夹从中美共同的友邦巴基斯坦飞往北京。他见到了周恩来、叶剑英等人。
因为保密需要及各自的日程安排，留给这位22年来第一个踏上中国领土的美国高级官员的总时间只有48个小时。除去睡觉、礼节性参观等安排外，双方真正讨论的时间不到24个小时。
久违的对手各自表明了立场，剩下的事情就是向世界宣布尼克松将于下一年访华这一重磅消息了。在文字表达的问题上，这位哈佛年轻教授明了东方人“投桃报李”的道理，他说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邀请，这个副词让中方感到满意。
参与当时会见的外交部礼宾司工作人员唐龙彬后来回忆道，与周恩来的会谈结束后，“警卫员还来不及过去，基辛格就直接走上前为总理拉开红旗车门，不仅如此，他还很体贴地把手遮在车门顶上以免总理撞上。”
70年代初期的冷战背景下，中美双方有建立关系的战略需要。但各自国内也都有抵制声音，即便在中国，在对外宣告尼克松来访之前，周恩来也先召开中高级干部大会，用了三个多小时讲国际形势，并接连访问河内、平壤通报基辛格密访情况，对人在北京的西哈努克也进行了通报。
美国方面，密访之后，1972年2月尼克松公开访华并和毛泽东见面。两个尚未建交的大国能否留下纸面的成果，给基辛格很大的压力。实际上，两国领袖历史性的一个小时零五分钟的会谈中务虚的成分比较多，具体文件起草的任务分别落在了乔冠华和基辛格身上。
当时，身为总统班底，基辛格与中方达成的公报草稿被美国国务院的专家驳回，眼看就要结束访问的尼克松深夜在杭州刘庄宾馆给基辛格施加重压，他不得不再与中方协调。最终在毛、周二人的授意下，《上海公报》终于定型。
自此，基辛格开始了与中国高层的良性互动。1972到1975短短三年间，他和毛泽东有过五次碰面，在毛的晚年，对于一个西方外交人员来说，这样的频率已经达到了极致。
和邓小平打火锅
1977年，中美正式建交前夕，基辛格离开服务八年的白宫，但这并不影响他作为中美关系重要参与者继续发挥作用。基辛格本人也从未吝惜对历任中国领导人的赞美之词。
他称邓小平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作为和邓小平见面次数最多的外国人，基辛格先是以听众的视角见到这个小个子领导人的，1974年邓小平在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的发言给他留下深刻印象。1979年邓小平访美期间两人得以正式会面。基辛格也曾向媒体透露他和邓小平私交的细节：“我们吃火锅的地方是一个单间，但餐馆本身却是普通餐馆，不是国宾馆。中国领导人带外国客人去普通餐馆吃饭并不多见。显然，邓小平没有把我当客人，而是当成他的老朋友。”
在基辛格的笔下，“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对这位眼神忧郁、曾几度大起大落却矢志不移、顾全大局，并在日后逐步振兴中国的强悍的小个子产生了无比敬意。”
1987年，基辛格成为美中协会创会主席之一，以此身份，基辛格多次往返大洋两岸，为江泽民、克林顿互访及中国入世鼓与呼。在他眼里，邓小平的继任者江泽民“温文尔雅、精力充沛。但当认为涉及国家重要利益时，他也像其伟大的前辈一样意志坚定。”
新世纪之后，中国逐渐成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中国崛起和威胁成为西方讨论的主要话题。2008年，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被美国《时代》杂志评为百大影响人物第六名，为胡锦涛写介绍词的就是基辛格。在文中他特别提到胡锦涛的“和谐”理论，并指出胡的领导风格严谨有礼，不说没有必要的空话。
据媒体报道，最迟在2012年十八大召开之前，基辛格就和习近平建立了联系。去年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访问美国，基辛格和美国劳工部部长赵小兰一起为其接风；中共十八大后，在接受《华尔街日报》访问时基辛格也认为新一届领导人有能力挑战腐败问题。
密访中国四十年后，在接受新华社访问时，基辛格说：“中国历代领导人都是不同凡响的人物。”
政商圈子
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作为咨询公司老板的基辛格，也凭借在中美政商圈内的良好资源，特别是和领导人的亲密关系，将一批美国企业引入中国。特别之处在于，这些企业主往往也能通过他的引荐近距离接触中国权力核心人物。
早在1979年，邓小平就曾请基辛格推荐美国的高科技公司来华合作，惠普公司就是这样走进中国的。1984年，同样模式下，美国亨氏食品也和广东企业合作，成为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合资企业。
1988年初，基辛格也曾安排大通银行的前任董事长大卫·洛克菲勒与邓小平见面。1989年那次意义重大的对华访问中，同行人员也包括美国国际集团（AIG）前总裁莫里斯·格林伯格，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并宴请了他们。一行人也受到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尽管基辛格没有对国际集团的项目作出具体帮助，不过他的出现还是为外商与当地政府打交道带来了便利。
“亨利在中国的形象和影响力很大，光和他同处一室，你就觉得事情统统好办了。他受到尊敬，这也是和他同赴中国旅行如此美妙的原因。”莫里斯·格林伯格如是评论。
有类似表述的不只一人，摩根大通董事长威廉·哈里森也曾说：“基辛格博士是我个人的老朋友，他向我们介绍了他在中国的很多老朋友。对摩根大通来说，这种友谊非常重要。”
据了解，摩根大通在中国的投资中有一些与政府关系密切的项目，比如参与中国政府的债券发行、国有企业兼并、国有企业海外收购等等业务。
基辛格在中国的这种人脉网络甚至被用来“危机公关”，2010年，据《环球时报》披露，曾卷入胡士泰间谍案的澳大利亚力拓集团将聘任基辛格出任“中国事务顾问”，并使公司“确保获得”和中国最高层官员会谈的机会。
遭受非议
实际上，自1982年成立以自己命名的咨询公司以来，在政商界拥有的众多客户的基辛格，其独立形象就日益受到质疑。2002年被小布什总统任命为“9·11”调查委员会主席的他，被国会质疑有利益冲突的可能，最终也因为拒绝公开客户名单而选择辞职。
而在大洋彼岸的中国，除了提供咨询服务以外，基辛格本人的足迹也遍及中国南北各地，通常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在参加某些主题论坛的间隙，主动到中国各地参观；第二种就是专程应邀出席某些地方的活动。而无论是何种情况，他通常都会得到规格非常高的礼遇。
除非是和中国最高领导见面，基辛格的参访活动一般并不会被广泛报道，最多是当地外事部门发出简短的新闻稿。不过2011年6月，他对重庆的参访打破了这个低调的规矩。6月29日，88岁的基辛格进有10万人聚集的重庆奥体中心，参加中华红歌会，并发表演讲。
据《重庆日报》报道，6月28日基辛格抵达重庆时，重庆市公安局新成立的重庆警卫——国宾护卫队首次亮相执行任务，七辆摩托车组成箭头形状为基辛格的车队开道。
这并不是基辛格第一次得到“尝鲜”的待遇，1996年，在同一个主政者的力推下，基辛格和夫人观看了大连女骑警的首次表演，并在“大连国际服装节”上致了开幕词。
访问即将结束时，基辛格询问重庆市长黄奇帆：“15年后，当我已经一百多岁了，再次回到重庆，您让我看到的是一座什么样的重庆？”
（本刊记者周至美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