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7月27日，联合国军代表威廉.哈里逊（左）与中朝方代表朝鲜人民军大将南日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记者_周至美 实习记者_刘娟 赵旸旸 北京、广州报道
2013年7月27日，朝鲜、韩国、美国都举行了朝鲜战争停战60周年的纪念活动。
这一天是朝鲜的“祖国解放战争胜利日”，金正恩出席了在金日成广场举行的阅兵式；中国国家副主席李源潮赴朝参加停战纪念活动，并带去了习近平的口信。
半岛南部，韩国邀请了包括当年联合国军在内的共21个国家，总统朴槿惠在首尔龙山战争纪念馆内发表讲话，呼吁朝鲜放弃核计划。
美国也举行了庆典，总统奥巴马发表了演说，“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说，那场战争并非平局，而是一场胜利。”
朝鲜战争从三八线开始，兜了一个大圈，后来又回到了三八线。朝鲜半岛的分裂局面没有被改变，美苏两大阵营的格局也没有被改变。
三八线，在朝鲜之外的任何地方都是一条普通的纬度线，唯有在朝鲜是一条“政治线”。这条线，“在军事上不可防守”，在地理上，它截断了75条小溪和12条河流，穿过184条小路、104条乡村土路、15条道际公路和8条高速公路，以及6条南北铁路。
“在春天，朝鲜并不总是充满了鲜花和嫩草。”联合国军第二任司令官李奇微说。
来凤庄
1951年7月8日早上，美国方面的联络官金尼空军上校等三人乘机前往三八线附近的开城地区，进行预备谈判。
半个月前，战争进行一年之际，中朝部队与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在三八线上对峙，双方都无能力将对方完全打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建议双方停战，6月30日，李奇微通过广播向中朝方提出和谈意向。
尽管遭遇了韩国李承晚的反对，双方还是确定在开城地区的来凤庄进行首次谈判。
金尼回忆说：“在着陆后，羡慕的中国士兵围观我们的直升飞机。不久有包括女性在内的三个军官来迎接我们，在森严的护卫下被领到会场。”
不知道金尼是否事先得到了韩国白善烨少将的提醒—“我们要开动脑筋抢先下手”—金尼一进会场就一屁股坐在了朝南的座位上。坐北朝南，这在东方是胜利者的姿态。据后来参加正式谈判的美军首席代表乔埃中将回忆说，当时中朝方给联军准备的是坐南朝北的座位。当中朝方递上茶点时，金尼若无其事地拒绝，他认为这是胜利者给予失败者的恩惠。从此，代表团不管任何场合都自带饮料和食品。
双方分别公布了谈判代表。中朝方面，以朝鲜的南日大将为首席代表，中方派出邓华和解方将军；美韩方面由美国海军中将乔埃领衔，韩国白善烨少将也参与了会谈。
在双方的标志上，联军不同意在其车辆上使用红色旗帜，认为那代表共产党，而选择了白旗。联军的工作人员也愿意佩戴白色的袖章。
于是，在7月10日的第一次正式谈判中出现了如下场面：身穿崭新军装礼服的朝鲜代表分乘三辆卡车，在护卫下缓缓驶向会场，朝鲜军官反复伸出两个手指做“V”字状，随行摄影人员则不断拍照；随后被引入的联军代表穿着普通军装，还擎着一面大白旗，看起来很像是来乞降的。在谈判中，只有朝鲜代表穿着仪表堂堂的高筒皮马靴，中、美、韩代表都穿着普通军装。据韩美方一行中的巴齐教授说，朝鲜方面曾将这张照片以“投降的联合国军”的题目大肆报道。
入场后，中朝方的代表先坐到了朝南的高脚椅子上，而留给联军的只剩下面向北的低椅子。乔埃抗议，要求换同样高的椅子。
入座后，联军代表抽出一面小的联合国旗立在了谈判桌上。这一举动出乎中朝方的意外，中朝方很快在下午就立起一面比对方高约10厘米的旗子。联军在第二天竖起更高的旗子，双方进入比拼旗子高度的竞赛，直到双方的旗子升到了屋顶才打成平手。
金尼上校回忆说，南日代表喜欢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民族”这样的字眼并发表长篇大论，且“不怎么稳重，他一次也忘不了把他自己的发言译成中文”。
对于对手的称呼，朝鲜方面激烈地使用“杀人犯李承晚”、“贵官的傀儡”等称呼。有一次，朝鲜某代表对白善烨少将使用“美国的爪牙、走狗”等词语，以至于白善烨极为愤怒地离席而去，但为了克制又不得不瞪着眼睛回来。
李奇微早已训示：“要忍耐至上。在和东方人谈判时，必须充分注意不要伤害他们的面子，必要时给对方一个下台阶的机会很有必要。”
李奇微对谈判寄予厚望，也得到“不得使谈判破裂”的命令。相比较中朝军人的视死如归，美军也更希望谈判早日完成。李奇微在给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发电报说：“假如敌人中断谈判重新发动攻势时，将会失去很多美国人的生命。”
谈判的艰难在一开始就出现征兆，仅仅在讨论第一项谈判事项（确立谈判事项的内容）上，就耗费了16天时间。在整个停战谈判中，最长的一次静默对峙达132分钟，双方一句话都没有。其间，中方代表请示谈判指挥李克农，李写了三个字：“坐下去”。
8月19日、22日，发生了中朝方所称的联军对中立地区的扫射和投掷汽油弹事件。不久，谈判中断，双方继续开打。
板门店
两个月后，1951年10月25日，谈判复会，恰逢志愿军入朝作战一周年。
板门店开始成为双方谈判的地点并持续到最后签字。谈判会场上空升起了气球，并用红布在周围予以标示。第二项谈判（军事分界线）和第三项谈判（焦点在飞机场修建）进行得尽管不顺利，但基本在1951年12月达成了妥协。这其间，联军发动了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但格局基本不变。
谈判在接下来进行的第四项即遣返战俘问题上，发生了巨大的争议。这个争议持续了超过一年半。遣返战俘谈判的根本分歧在于：中朝方坚持日内瓦公约规定的“全部遣返”，美国坚持“人道主义”的“自愿遣返”。
联军的“自愿遣返”主张萌发于谈判之初。1951年7月上旬，美国陆军心理战处长麦克库洛亚准将对美国陆军参谋长柯林斯提议说，“自愿遣返”也许会增加更多的投降者，“对将来展开心理战极为有利”。美军高层被这个提议吸引住了。李奇微在给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电报中承认，这是一个违反日内瓦公约的事情，但是他补充说，“这个想法确实是有长处的”。
美国试探性地向中朝方抛出“自愿遣返”主张，这立刻遭到了坚决反对。
到了1952年1月，杜鲁门总统在研究了舆论和参战国的意向后，坚定了“自愿遣返”的决心。华盛顿高层也让李奇微“尽量坚持”。这时的金日成不再坚持人民军战俘须“全部遣返”，因为他自己也想扣留韩国的战俘，“让他们在朝鲜从事各种繁重的体力劳动比较好”（沈志华《冷战在亚洲》，转引自苏联大使苏兹达列夫报告）。不过毛泽东认为，此时接受敌人挑拨性和欺骗性的建议，对中朝方面在政治和军事上都是极为不利的。
双方在前线边打边谈，谁也不让步，遣俘谈判已然成了“骑虎之势”。
“现在，俘虏的问题已经完全成为政治问题了。”日本庆应大学的神谷教授说，“如果承认了中朝方面的强制遣返主张，则作为防止共产主义屏障的美国的威信和权威就丧失掉了；反之亦然。”因此，“从1952年春季以后，这个朝鲜战争与其说是军事战争，不如说是政治的、宣传的战争了”。
从战争开始的第一天，宣传战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朝鲜战争爆发后，中、朝都开展了对美国的仇视宣传。美国方面则不那么统一，常流露出悲观主义论调。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抱怨说：“我们的失败主义太多了。”
与此同时，在巨济岛上发生的事情，惊心动魄。
美军第25步兵师开赴前线
巨济岛
巨济岛是位于釜山附近，为仅次于济州岛的韩国第二大岛屿。岛上长满棕榈树，气候宜人，夏天时气温仅为25摄氏度。釜山疏散时，这里聚集了10万难民。朝鲜战争期间，这里羁押了大约13万中朝方的战俘。
美方从1952年4月8日开始对俘虏的意向进行“审查”。板门店帐篷里的谈判处于胶着状态，巨济岛的战俘营里开始了另外一场斗争。一场中朝与韩美之间的战争，在这里演变成了另外一场“国共内战”。“拥护共产党，要求回大陆”与“拥护国民党，要求去台湾”的两部分战俘开始了对战俘营内部控制权的争斗。
在这场争斗中，美国人在某种程度上扮演了分化和加剧矛盾的角色。美军事先将一些愿意去台湾的战俘送去东京训练，这些人回来后逐渐控制了战俘营。他们开始对愿意回大陆的战俘进行侮辱、恐吓、殴打，甚至处死。
巨济岛上的第72、86战俘营基本上已经被要求去台湾的战俘所控制，这里成立了“国民党支部”、“反共抗俄联盟”等。美军报《星条报》刊载了72战俘营要求去台湾的《请愿书》。在86号战俘营，美国“牧师”送去了青天白日旗，以方便他们在10月10日升旗庆祝“双十节”，这面旗随后被共产党战俘烧毁。72、86号战俘营里一些愿意回大陆的战俘被“叛徒”在身上刺上“杀朱拔毛”、“反共抗俄”、国民党党徽等标语和口号，还有一些被逼写效忠蒋介石的“血书”。
71号战俘营基本被共产党所控制，战俘们成立了地下党支部、团支部等组织，并与巨济岛上的朝鲜劳动党地下组织接洽，与“叛徒”对抗。他们接洽的地点通常在医院。联军的战俘审查前夕，71号战俘营地下党举行了一次升旗仪式：他们用美军雨衣制作了一面五星红旗，将帐篷支柱用铁丝绑成旗杆。更为浩大的升旗仪式在随后陆续发生。1952年的整个春天，战俘营里的骚乱不断增多，“他们举行群众大会，打着写有反美口号的大幅标语，升起北朝鲜的旗帜”。
中朝方战俘有时用歌声传递消息。被俘的原180师538团宣传干事张泽石在战俘营里曾靠哼唱《白毛女》、《刘胡兰》等寻找可靠的难友。在釜山战俘收容所，朝鲜人民军女战俘看见志愿军战俘经过的时候，便用中国话高呼“朝中人民是一家！金日成、毛泽东万岁！”斯大林在1953年去世后，战俘营里还举行了追悼会，齐唱《斯大林元帅》之歌：“人类的太阳，照耀千秋……”
“内斗”之外，战俘与美军之间也产生了激烈的对抗。美军在1952年6月10日一次分散收容76号战俘营的行动中，死亡1人，受伤13人，兵营也被大火烧毁；而战俘死亡30人，伤136人。
冲突愈演愈烈，巨济岛的管理愈加艰难。巨济岛第九任战俘营司令官菲尔泽拉特上校说：“巨济岛是指挥官的坟墓。”从1951年1月开始后的九个月期间，该战俘营走马观花般换了8任司令官。1952年5月7日，上任一个半月的杜德准将在与战俘谈判时被扣押，新接任的长官科尔逊在与战俘们谈判时，答应了几项条件，其中包括承认美军对战俘的虐待和杀戮。李奇微阻拦不及，科尔逊的声明成为板门店中朝方猛烈抨击美军的证据。科尔逊因此只担任了六天司令官。
与在鸭绿江边垂钓的联军战俘不同，中朝战俘让美国人看到，“共产主义者的战斗任务，即使进了战俘营也依然没有结束”。克拉克回忆说：“共产主义者的战俘超越了原来战俘的概念，他们把战区扩大到战俘营里了，这是在以前的战争中从未遇见的现象。”
战俘遣返问题的走向并非谈判双方决定的，而是莫斯科。新的俄国档案表明，苏联政策的变化推动了朝鲜战争的停战，其转折点是1953年3月5日。
这天，斯大林在莫斯科郊外的孔策别墅去世。
1950年8月28日，庆尚南道巨济鹤洞里地区，战斗的间隙，一位士兵安慰他忧伤的战友。后者的朋友刚刚阵亡。背景中，一个医护兵正在填写上网名单。
三八线
在朝鲜战争中，苏联，尤其是斯大林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在停战谈判中，周恩来发出的指导电报，多数情况下经毛泽东审定后，同时“译发菲利波夫同志”。“菲利波夫”是斯大林与中方来往电文的代称，其与朝方电文通常署名“冯西”。
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对美国一直采取强硬态度，反映在朝鲜战争问题上也是如此。直到斯大林去世后，形势有了转变。周恩来在参加斯大林葬礼期间，与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等会谈。苏联对外政策在这一时期发生了变化，提出“新方针”，改变了苏联以往在朝鲜战争问题上的强硬立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在3月19日做出了《苏联部长会议关于战俘遣返问题给各方发出指示的决议》。
此后，1953年3月底、4月初，北京、平壤、莫斯科相继发表声明，谈判之门重开。
稍早前，美国停战的意愿也步步增强。随着美军伤亡的上升，民众对战争的支持率从开战以来的66%跌到了37%。1952年美国总统选举时，艾森豪威尔抛出了“结束朝鲜战争”的口号，称“光荣地结束朝鲜战争，寻求体面的世界和平”是“新政府第一位的、紧迫的和毫不动摇的目标。”
至此，谈判双方的意愿趋于一致，签字的障碍已经扫平。
在签字的最后关头，固执的李承晚在6月18日下令释放了27000名朝鲜战俘，联军不得不替队友埋单：联军以书面方式通告中朝，这些战俘是从战俘营出逃的。
美国对李承晚的举动大为不满，艾森豪威尔派副国务卿罗伯逊前往韩国，说服李承晚。此时，志愿军发动了针对韩国军队的金城战役。这次战役，志愿军收复了192平方公里土地，将战线拉直，韩国一个师几乎被吃掉。美军袖手旁观，几乎没有予以援助。
李奇微说：“我们本可以重新恢复过去的防线，但是板门店的双方谈判代表实际上已经达成协议，而且，付出许多生命去夺取对第8集团军的安全来说毫无价值的地区，未免太愚蠢了。”
大局已定。按照停战协议，将朝鲜半岛拦腰切成两半的北纬38度纬线—这一条二战后大韩民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临时分界线，现在成为了南北军事分界线，分界线两侧各两公里内划定为非军事区。大体上维持了朝战前的南北对峙格局。
1953年7月27日上午10点整，中朝方代表南日大将、联军代表哈里逊中将分别在中、英、朝三种文字的18份文件上签字，用了不到十分钟时间。哈里逊签的中文名是“海立胜”。签字后，两个人几乎同时站起来，没有寒暄、没有握手、没有讲话，甚至都没有互相看对方一眼。
随后在汶山的一个帐篷里，联军总司令克拉克上将用钢笔快速而潦草地签了字。他说，“当我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时，我知道这件事并未结束。”接着，他又说：“敌人甚至较以前更强大，更具有威胁性。”
当晚，炮弹轰鸣声不绝于耳。晚10点，停战时刻正式到来，美国射击检察官迪克·威廉中士发射了一颗白色信号弹，对面传来白色、黄色和红色信号灯，三八线上忽然归于寂静，“没有出现其他战争结束时所能看到的那种狂欢和向对方表示友善的场面”。
彭德怀在停战当天下午到达开城，他出席了停战晚会，观看了徐玉兰、王文娟主演的《西厢记》、《梁祝》。台上演到梁山伯殉情时，台下有人喊：“不要死，参军去！”第二天上午，彭德怀在开城松岳堂，用毛笔，一丝不苟签下名字。
彭德怀后来回忆：“克拉克说：‘美国上将在一个没有打胜的停战书上签字，这在美国历史上是第一次。’我在签字时心中想：先例既开，来日方长，这对人民来说，也是高兴的。”
克拉克的失败论，在60年后，被美国总统奥巴马改写成“是一场胜利”。
三八线两边的射击已经停止，但敌视依然存在，直到今天。
停战协定并不是一个和平条约。朴槿惠今年7月27日在龙山战争纪念馆说，过去六十年间，朝鲜半岛维持着“令人不安的、随时可能被打破的和平”。
【参考资料】《毛泽东选集》、《周恩来年谱》、《斯大林年谱》、《彭德怀年谱》、《抗美援朝研究》、《彭德怀自述》、《冷战在亚洲》（沈志华著）、《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沈志华著）、《李奇微回忆录》、《艾奇逊回忆录》、《杜鲁门回忆录》、《板门店谈判见证录》（郭维敬著）、《我的朝鲜战争》（张泽石著）、《朝鲜战争》（日本陆战史研究普及会编）、《朝鲜战争》（韩国国防部战史编撰委员会编）、《朝鲜人民正义的祖国解放战争史》（朝鲜军事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金日成答外国记者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