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怒波，北京中坤投资集团董事长，前中宣部、建设部官员。
办公室门前堆满了黄怒波的登山用品，墙壁上贴着大量照片。
文_ 杨知宜 摄影_刘浚
这坏消息，黄怒波几乎是最后一个知道。
夜里四点钟，还在倒时差的他被无数个来电和短信从酣睡中吵醒，所有的人都在向他求证一件事：中坤冰岛买地被拒是否属实？你有何回应？
那一刻，黄怒波有些懵——他没有收到冰岛方面的消息。冰岛政府作出决定后并未第一时间通知投资方中坤的联络人，而是向第三方媒体公布了此结果。
法新社报道说，冰岛内务部长乔纳森已经宣布，使用的言辞很坚定：“我们不可能同意这家中国公司购买土地。”
作为一个商人，黄怒波对这一结果不能说没有过思想准备，但冰岛方面此前过于积极地回应给过他一种错觉；并且，从2007年至今年黄怒波申请时，冰岛政府共受理25起外国人购地申请，其中仅一起被拒绝——这令黄怒波对这一计划充满自信。
他把自己的这次商业试水高调地描述为“一个中国民营企业国际化的尝试，一个创新的尝试”。喜欢写诗的他，甚至无不感性地对外解释，冰岛买地这桩大买卖，其实只是缘起于他与北大时冰岛室友的一场陈年友谊以及一个诗人的情怀。尽管没人愿意相信这种说法。
这个计划最终以被拒绝收场。对于冰岛的决定，黄怒波说，他尊重但并不认可，西方媒体的报道造成了一定影响，但他更愿意认为是冰岛内政的问题。
“尽管此次投资未被通过，但不会妨碍我和冰岛人民的友谊，不会影响我对冰岛诗歌的继续资助。” 他后来对国内一家官方媒体说，依然感性，但辞令不乏11年中宣部官员的痕迹。
政治旋涡里的商人
“本意发力北欧旅游地产，不想深陷舆情旋涡”，令事情变坏的表面原因看似是西方媒体的质疑，其实黄怒波本人多年的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工作经历，才是令他深陷舆情的敏感点。
英国《金融时报》影射这项交易的背后可能隐藏着中国对冰岛的地缘政治兴趣，同时特意强调了黄怒波本人的政府背景：前中宣部官员和建设部官员。
而这也正是此前黄怒波最为担心的一种声音，“西方媒体大多数不了解中国的时代背景，八九十年代，中国人正在经历的几乎就是一个人人下海的时代，从政府中辞职投商的干部官员数不胜数，我只是其中一个。”
他不太在媒体面前过多谈论那些岁月，但11年的中宣部生涯，一直作为一个背景存在着——29岁，正处级，它能够令一个成功企业家在没有踏上正确道路前的短暂迷途看上去更加动人。黄怒波对《南都周刊》这样描述那段时光：“在那里，时间都像是静止的，你坐在桌前，看着比自己年长的老同事，就能看到自己二十年、三十年后的模样。”
当上部长又怎样呢？那个时候的他常这样问自己，从一个中宣部年轻公务员身上，内心充满冒险欲望的黄怒波看不到改变生活的希望。那段时间里，他依靠写诗为自己营造一个隐秘世界，“我只写给自己看，诗歌对我是一种逃离。”
在中宣部工作期间，黄怒波出版了两本诗集：《不要再爱我》和《拒绝忧郁》，与他后期诗歌创作中所着重展现的向上情绪相比，此时黄怒波的诗歌则凝结着痛苦且袒露情绪。
他最终是被契诃夫的《小公务员之死》惊出一身冷汗的。“我想我这一辈子不能这么活，就做个官吏，我试试看离开中宣部还能不能活？”黄怒波说。
辞职下海,那是一段很艰苦的日子，他干过打印，印过名片，卖过玩具娃娃，改造过办公楼；后来，干脆到宜昌盖住宅，到山西盖宾馆。
据媒体报道，黄怒波的第一桶金来自于1997年与中欧商学院的同学李明合作的一个楼盘，一笔赚了5000多万元，之后，中坤又接下了长河湾等项目，地越拿越多，财富不断攀升。2004年，中国房价疯狂蹿升，北京CBD的土地拍卖会上，黄怒波看到了问题，“卖药的、卖饲料的人都来做房地产了，我就认为房地产将有问题了”。此后，黄怒波开始转型，他以安徽宏村为起点开始涉足旅游地产。现在宏村一年的游客有一百万，门票收入五千万元。
黄怒波的好友陶斯亮曾与黄怒波共事多年，她在总结黄怒波的成功时特意强调了他的中宣部经历，“黄怒波懂得如何聪明地通过合法或者不违法的手段做生意，他玩得很好”。
这是值得玩味又无法说透的一句话。但黄怒波更愿意让自己的成功与“文化”产生联系。“那么多次商业战略上的选择和拐角，每一次都是对于‘文化’的选择。”他说。尤其是2006年中坤战略转型，后来黄怒波说起开发安徽宏村，“我就是想要留住那种原乡文明，留住那种古典主义的浪漫。”说这句话时，他看起来更像个诗人。
在诗人仍然穷困潦倒的时代，黄怒波是一个例外，他成为一个富翁级别的诗人。到2011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发布的黄怒波的财富为65.2亿元人民币，位居第129位。
“登山的人都是爱国者”
除了写诗，黄怒波还喜欢谈论他登山的经历，并且喜欢向外人形容那种在山顶写诗的“开阔与明朗”。
正是在企业艰难转型的那几年，黄怒波开始登山。值得一提的是，也几乎是伴随着他完成“7+2”的过程，中坤集团走出了转型瓶颈。这两件时间上并行的事情，常常被解读成黄怒波个人与企业在突出重围中的两条平行线。
黄怒波办公室外的走廊上，整整齐齐排列着这些年他的登山行头：穿旧的鞋子、用过的锅灶、空的氧气瓶、磨得发亮的手杖??墙壁上贴满了他在登山过程的照片，旁边贴着各种小纸条。他每天上班走过这里，都像是经历一场阅兵。
黄怒波说起那面被自己一直揣在背包里的五星红旗，他在诗里写：“向上，我的祖国很温暖，他就在我的背包里”。那面国旗，他从来背在自己的背包里，害怕丢了，整整背了好几年。常常半夜在帐篷里，黄怒波把头灯打亮，把“国家”找出来，打开看一看，再卷好，“防止上山拿倒了，因为有时候上山一着急就拿反了，”黄怒波说，每一次在山顶上展开国旗的时候，他都备感骄傲，“只有你远离祖国，你才知道自己真心爱她。”
“登山的人都是爱国者。”黄怒波说。
但登山之前，黄怒波并不爱国，或者说不知道自己是爱国的。让一个曾在这片土地上尝尽辛酸冷暖的人爱上这片土地，这也许是最难的。
年幼失怙，反革命家庭成长，十年后成为孤儿，无尽的批斗和毒打，这一切构成黄怒波的童年。“那种痛苦和苦难会给你的心灵带来很大阴影，当你从苦难中逃脱出来到物质巅峰之后，你更痛苦，它不会消失，只会加强。”黄怒波说。
黄怒波记得，自己的第一首诗是马雅可夫斯基式的楼梯诗，13岁那年写的。诗歌在宁夏发表，学校学雷锋展览的时候把他的名字给抠掉了，因为他是反革命的子女。
“那个扭曲的时代，人对人是最狠的，似乎所有的人都可以打我，因为你的出身是反革命家庭，只有狗不会咬你，只有毛驴不会踢你。”
生活最终让一个诗人成为富翁，黄怒波说他为此而感激这个时代。与时代关系的变化，也带到他对诗歌的审美中，他在包括中国、冰岛、日本等国家所投资的一系列诗歌节的评选上，坚持“向上的情绪”。他不希望诗歌碎片化、自我化，他希望诗歌能够提供向上的美，引导人们发现生活之美、时代之美。
“时代之美不是说你非得说哪一个政党的好话，你想我们中国几千年哪有这样一个时代呢？我一个诗人成了富翁，我感谢这个时代。真的。”黄怒波说。
在山顶，黄怒波写道：“在异国的高山上，我终于可以远眺整个时代”，“顶峰是一个回到母亲怀抱的地方，想象着天边一条炊烟袅袅升起，祖国在清晨伸展着懒腰。”
山顶，是一个让他诗兴大发的地方。
独裁者
经历过2002年那场中坤公司内部的叛乱之后，这个年纪的黄怒波已经鲜有朋友，他享受处处与人点到为止的合作关系，不用深交，不欠人情，当然也不受伤害。
“我登山从来也都是一个人走。”黄怒波说。
黄怒波在他的复式办公室二楼，养了四只金刚鹦鹉、两只猴子和一只兔子，一楼还有三只短毛猫，他一天中的许多时光在这里度过，喂喂零食、说说话，对于从小“缺少温暖和父母之爱”的黄怒波而言，与动物相处，他能体会到难得的宁静和守护。
王石是他为数不多的登山同好。在一次公开场合，王石曾说起早年的黄怒波：北大毕业，又在中宣部待了十年，下海做生意很成功，还是现代诗人，无形中有点儿清高和强势，但这强势中多少又带点不自信。
黄怒波曾经的威权作风在商界很出名，也曾谈到自己是个独裁者，他不太认可现代公司机制，认为民营企业本身没有民主。他在公司常如君王驾临，下属们则战战兢兢。有人曾分析，当年那场内乱主要原因便在于黄怒波人虽豪爽仗义，但因为脾气大和严厉，一向骂人多、哄人少，再加上财务控制过于严苛，最终导致了那场反水。
朋友陶斯亮说：“黄怒波这个人，他不是很善于保护自己，有的时候他锋芒毕露，个性比较强，爱憎分明，也不是八面玲珑的人，有时容易招来无妄之灾。他属于只管前进、不注意后面掩护自己的那种人。”
确切地说，变化就发生在登山的这些年。王石见证了这一变化：“整个人的气质都变了”。黄怒波说自己“可能会放声恸哭，在顶峰，我放弃了灵魂。”
灰色短毛猫“大妮儿”在一米九高个的黄怒波脚边蹭来蹭去，后来，它趴在那沓还未发表的厚厚诗作草稿上打起了盹儿，黄怒波摩挲着“大妮儿”，笑眯眯地。
但冰岛买地被拒的消息，很快打破了这一平静。最近几天，黄怒波和“大妮儿”一起频频出现在世界各国的媒体报道中。11月28日，他收到了冰岛同学的信件，并称同学在信中解释了背后的政治因素。
“冰岛内部不同党派间的斗争，导致了此次投资被否决。”黄怒波说，事情仍有转机。此一说法，与此前外媒关于黄怒波买地有中国政府背景的解读，有着某种相似性——这场引人瞩目的跨国土地交易，仍然难洗政治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