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采夫 专栏作家，现居英国。
对着电视机流泪是件挺耻辱的事，尤其当你看的是一档娱乐节目，但我对着两个选秀歌手流下了几滴老泪。
上周五的《中国好声音》，汪峰给他的学生选了几首歌：《蓝莲花》、《当我想你的时候》、《爱让每个人都心碎》、《一块红布》、《HEY JUDE》，还有两首英文歌没记住歌名。以《蓝莲花》开场，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对自由的向往，这个意料之中，是爱摇滚的文艺青年必点曲目。几首歌之后，一个文艺女青年和对手抱着木吉他上台，我猜他们要唱《来自我心》之类，结果他们唱起《一块红布》，用一种安静的方式演唱，就像对恋人诉说爱情，没有愤怒，一首有故事的歌被他们唱出了温暖。这让我十分意外，为汪峰的选歌，也为对歌的处理方式。
最后上台的是香港大叔和一个小女孩，他们唱起了《Hey Jude》，同样一首有故事的歌，伦敦奥运会开幕式上，当保罗麦卡特尼唱起这首，现场数万来自世界的观众合唱。在《好声音》的场地上，又一次出现了全场啦啦啦啦，正是那个时刻我没“Hold”住。
我无意絮叨这两首歌的历史，好奇的人自会动手去找。今天我想说的是汪峰和他的搭档贾轶男，那个看上去蔫坏的年轻人。他们想表达的我都领会了，心领，神会，这种感觉非常奇妙。
我当了多年评论编辑，编发了数不清的文章，有很多文章我会边读边乐，犹豫片刻全文刊发，我想跟读者分享一些好东西，哪怕一句话一个词。文章有时会顺利见报，有时当我次日早上捧起报纸，发现那句话那个词不翼而飞，这两种情形我都不遗憾，因为那表示至少有一个家伙读懂了。
后来辞职时找头儿告别，头儿笑眯眯地说，我在文章里埋的料他每次都能发现，有时给排掉，有时也会留下，安全生产重于泰山，他理解我想说什么，也并不生气，因为这是一种有意思的交流。他的话顿时让我有知音之感。
再说回汪峰，汪峰上的是中央音乐学院的附小、附中，最终上的中央音乐学院，难怪老有一脸的优越感。他大学组建鲍家街乐队，玩顶尖水准的摇滚，也被崔健寄予厚望，后来他转型了，成了流行歌手，让有些人失望。多年前听同事讲了一个故事，汪峰参加“同一首歌”，对于搞摇滚的来说那是堕落，崔健就说汪峰不该跌这个份，汪峰回答说这也是一块阵地，他们不占别人就给占了。
这个故事不知出处，我也无缘找汪峰求证，但挺符合他当时的路子。北京奥运会，体育馆里响着他的《飞得更高》，跟孙楠的《五星红旗》一块高高飘扬，汪峰成了当红的流行歌手。更狠的是，他还写了首《我爱你中国》，这种容易被解读的歌简直是个宣言，摆明了让人跟他分道扬镳。至于他是怎么想的，他自己不解释，也许是懒得解释，或者本来就是那样，别人也只好自个去解读。反正现实就是他越来越红，很多歌在流行，而从前不为人知的歌，也被人顺手搜出来听。
现在他成了《中国好声音》的导师，跟天后们一块坐上了大椅子。而就在一档纯娱乐节目里，流行歌手的汪峰，领着他的学生们展开了对一块布匹的深入研究。不管别人怎么看，我觉得汪峰是一个有情怀的音乐人。
汪峰唱《晚安北京》的时候我没听过他的歌，《飞得更高》满大街的时候才认识他，旭日阳刚翻唱《春天里》的时候发现他的歌不错，自己去找了《光明》、《在雨中》、《当我想你的时候》来听，最后遇到《雨天的回忆》，以及更多没流行的歌。
通过这样一种认识路径，我才最终对汪峰的印象趋于客观，我的认识是：他不是一个激烈的人，不是死磕型人才，但他是一个有音乐理想和现实情怀的音乐人，他选择妥协，但没选择放弃，他只是换了一种方式表达。让更多的人听到自己的歌，然后听到更多的歌，最终去了解他，这是不是汪峰有意选择的一种路径呢？反正我是这么判断的。
相对于更伟大更决绝的人，后退同时不放弃的数量更多，而谁又能说这样的方式没有力量呢？所以不要忙着开骂，别抱着“道不同不相为谋”不放，有时候道不同也能达到同一个地点，通往山顶的路不只一条。就像我写这篇文章，通篇写不出一个敏感词，但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对敏感词的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