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_洪鹄 成都报道 摄影_刘浚
小安
女，1964年生，“非非主义”代表诗人之一。毕业于军医大学，后转业至地方精神病医院做护士。代表作品有《种烟叶的女人》、《路上一盏灯》、《我们来写诗》、《内心世界》、《夫妻生活》等。部分作品被收入《中国诗年选》、《中国新诗年鉴》、《中国最佳诗歌》 等诗歌选本。2013年4月，出版《我们这儿是精神病院》。现居成都。
精神病院里的爱
那一年春天，我从乡下，光着脚，翻山越岭，奔跑而来，穿过一大片油菜花地，我走进精神病院，看见一个女人，跳进落满樱花的河里，再也没有起来，我因为不知所措，而写过一首诗。当然了，我只是一个护士，当然了，我还想写我和他们，那些疯子。
—小安 《我们这儿是精神病院》
打电话去成都市第四人民医院，找小安。
“哪(lǎ)个小安？”对方说，“我们这里没有你要找的那个诗人，那个作家，我们这里只有个安护士，安学蓉嘛。”
在成都，四医院不能算是个好单位。就像香港人说起青山都知道是精神病院，四医院？成都人会告诉你：那是疯子呆的地方。
而写诗的小安，就是那个安护士，确实在这里上班。
小安当了三十年的安护士了。三十年前，她坐着火车，从重庆到成都，她是来结婚的，来投奔那个她认识不久的男人的。那时他们多么年轻，才20出头，他刚见到她时，她还在军医大学念书，在窄小的宿舍里苦着脸读黑格尔。是他带来了诗，诗打开了她，然后他们又一起更新了诗——他成了诗歌运动“非非主义”的扛旗人，而她是那个不喊口号不说主张不声不响却写出了这个流派中最美丽诗句的核心诗人。“我们聊也聊的诗，谈也谈的诗。诗就是生活，生活就是诗。”她的老朋友刘涛很多年后还记得她那时候最喜欢嚷嚷的：“写诗好高兴好幸福哟。”
诗人小安来到了四医院上班。她被诗冲昏了头脑，根本没工夫考虑作为精神病院的四医院和二医院、三医院有什么不同。不就是个工作嘛。第一天报到，她还是有点怵的，想到要面对疯子，她化了个大浓妆，还是止不住见到每个疯子都点头哈腰，请求他们关照。老资历的护士骂她：化这么浓的妆干吗，又不是去相亲！羞得她当场就想把脸抹掉。而疯子们呢，挤在病房后面朝她指指点点，一个三十多岁的疯子对一个二十多岁的疯子说：“新来的，长得还可以，像天使。”她脸红了。另外一个疯子又鄙夷地宣布：“天使算个啥？老子是玉皇大帝。”
小安说，疯子们是那么的疯啊，你不可能不难过。就在她刚到四医院的那一天，一个美丽的女疯子，飞快地跑出了人群，脱光衣服跳进落满樱花的河里，再也没有起来。在四医院里，你不知道这样的事什么时候会发生，它大概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发生，而安护士们的工作就是竭尽全力地阻止它们的发生。每个护士分管一群疯子，她们要像老鹰捉小鸡里保护小鸡的母鸡一样，24小时地照看他们，保证他们不被老鹰叼走——病魔就是那只老鹰。为此，她们每天要给疯子们量体温，喂他们吃药，带他们放风，舒缓他们的情绪，还要在任意两个病人打架时及时出现，遏制住任何“疯”的苗头。小安说，精神病院护士们挣的钱里，有一项就是叫挨打费的，因为被疯子袭击是不能还手的。她年轻时值夜班，碰到过三更半夜两个女疯子吵架，互相抓住对方的头发不放。“我跑上去试图拉开，结果被两个女人当成了又一个对手，揪住我的头发，三个人互相不松手。我只好大叫，‘放手啊，放手，我是护士，我是护士！’最后总算有另外一个人疯子跑出来，认识到我的地位，把我救了出来。”
和外头一样，疯子们也喜欢自封为大人物—或许会比外面的人更肆无忌惮一些。四医院里长年游荡着“国王”、“上帝”、“玉皇大帝”，还有“委员长”。“委员长”是个女的，医生护士看到她都会喊，“委员长”好，她对此十分享受，听到了就像委员长一样举起右手说，大家好。如果不这么喊，她就会发脾气，那么大家一天都不要清静了。也有些出世之士，自称“诗仙”的、“书圣”的、“孔老二”的。但疯子们还都算识相，知道哪怕自己是国王，在这里也没医生护士大，而院长则在万人之上。他们认为，只要院长判谁没病，谁就能立即回家了。可是院长怎么会说这么傻的话呢？更何况，对于大部分长期精神病患者来说，他们的家，有等于没有，大多都回不去了。
在小安看来，精神病人最大的痛苦是孤独：病发的孤独，有家不可能回的孤独，作为“疯癫”群体被文明边缘化的孤独，还有性的孤独。老有疯子跑去找院长申请：“院长，给我一个女人吧！”院长也都假装很大方的说，“嗯，给你一个。”在四医院里，疯子们是不能谈恋爱的，但总有人忍不住要拉拉小手。男疯子们睡觉前一样喜欢谈论女人，有的疯子会向往地问另一些疯子：你们说，院长那么大的人物，会有多少个女人？五个？七个？还是十个？
一些疯子会爱上护士，一些疯子会爱上医生。爱上护士的大抵是直接就被驳回了，爱上医生的，安护士曾经收过一封信，一个疯子拜托她过目、转交：
“李细医生：您好！我1971年6月23日出生在一个军人工程师家庭。我父亲是四川大学毕业的工程师，我母亲是东北师范大学大学毕业的中学教师，1985年病逝。哥哥是技校毕业，姐姐是高中毕业，我是本科毕业。一家人都毕业了。很多人不懂的文化，我懂，我能看懂很多人看不懂的书。我现在很想和你成立一个家庭。”
除了情书，小安还收到过疯子们写的很多信。最常见的是写给上帝或者温家宝的，信上都说，自己是天使或党员，是由其他某疯子介绍加入的，现在被搞错了，当成了疯子，请上帝、国务院下达死命令，赶快把他们接出去。
“接的时候请带一套衣服来，谢谢！”
看护疯子们的人
一个混乱的人/在玻璃上眼泪汪汪的样子/我们没有办法理清你的大脑/把你洗得更干净些/也许你是最好看的那一个/又是最完整的那一个/在任何地方/你都如此颠三倒四
——小安《精神病者》
2008年的时候，小安开了一个博客。由于没什么好贴的（她的诗歌出产量一直不高），她就开始写点四医院里的事情来玩。她写“玉皇大帝”和“王母娘娘”的故事，写三十岁的王大立，每天蠢蠢欲动地想把地球当足球踢，写每天站在窗边、等待中央指示的国安局干部李名。还有发明家何笔，号称掌握了宇宙的天机，喜欢给疯子们解释地球为什么在二十年之内还不会爆炸，后者们每天朝圣般地听完，然后愉快地散去……“玉皇大帝”、“基督徒”、“上帝”、“委员长”、“护士小情”，这些人或确有其人，或是几个人的拼贴—她是个诗人嘛，文学自然是离不开虚构的。
这些文章先是定期发表在一本杂志上，如今又成了一本书，《我们这儿是精神病院》。有一天小安居然看到她的一个病人在读，神色如常，看到她还抬头说了句“写得好”。小安认为，外界对精神病院的想象历来都是恐怖的，感觉笼罩着很大的黑暗，她作为一个护士，在里面确实度过了紧张、忙乱的三十年，目睹和经历了非常多的病人的痛苦—但当她写下这些的时候，她忍不住略去了那些痛苦。一方面是由于她的谦逊，她不认为自己有能力理解他们背负的痛苦，另一方面是她一贯的文字品格使然—诗人韩东说过，小安从未失让她的语言失去优雅平静的调子。
小安考虑过，她为什么没有称他们为病人，或者精神病患者这些可能更政治正确的名称，而是用了“疯子”这个直接的称呼。想来想去，她认为：可能是因为她喜欢，她爱他们吧。她不能真的理解他们的痛苦，只能看着他们的天马行空，看得她多少有些崇拜。疯子，这个词带一点点嘲讽，一点点自嘲，看上去更能表达她对他们的感情啊。但愿他们会喜欢。
尽管已经在四医院工作了三十年并且打算干到退休，小安的诗人朋友们仍然对她的职业感到惊奇。“她是个天生的诗人，却又能在四医院这个地方安之若素，真是让人费解的事情。”诗人何小竹说。他曾试着设身处地去想象小安的职业生活，却仍然想象不出她是怎么“熬”下来的。直到最近读了她写的“疯子的故事”，他才有所理解。在小安笔下，疯子们是快乐的，这种快乐也常感染到我们的安护士，这让他相信小安平日里说的她喜欢和疯子们在一起，并不讨厌自己的工作是实话。事实上1998年的时候，何小竹曾接手过一本周刊，他把小安从四医院里拉出来，短暂地做了几个月的编辑。而小安在那几个月里表现出来的不适应、不自在，让他最终也不忍心再勉强她、挽留她了。
为什么会就这样一直在四医院呆下去了呢？有时候，小安也会想。当然不是说疯子，疯子么，总是一直在的，他们是四医院和其他精神病院存在的理由呢。而她自己呢，以及护士小情、非哥、门卫老头和院长呢，他们这些人，为什么会陪着疯子们疯一辈子呢？有一次她在花园和一个疯子聊天，疯子说，一切都好，就是没有花姑娘。能不能给他一些花姑娘，让住院生活变得激动人心？小安说，这个主意好。她发现自己呆得太久，已经习惯站在疯子的立场上想问题了。或许这样才是对的：把自己看成一个疯子，因为在这里，疯子才是普通人，像疯子一样，她没有什么要求，也不敢去其他什么时空，只是站在这里，习惯性地、涣散而自由自在地呆在这里。
这儿是精神病院。有疯子，有看护疯子的人。继续读下去，护士小情，要离婚了，跟丈夫吃散伙饭，问护士小安，散伙饭吃点什么好。“我说吃火锅，整浓烈点儿，辣得那个男人以后一吃火锅就想你。小情说要得要得，就吃火锅，还喝白酒，如果流泪，也是被辣出来的。她抽着烟，眼泪却无声无息流下来。唉唉，一个人，一生之中，总会有许多许多眼泪要流的。”小安的朋友，作家洁尘说，读到这一段，她也要流泪了，整本《我们这儿是精神病院》，讲的哪里是疯子，讲的是有这么一群人，他们跟我们所有人一样，只是他们跟现实搞不好关系，于是就下了大路，走到一边去了。
天上掉下来的诗
你要做站在云上的那一个人/站在太阳和月亮之间/你要做浑身爬满雨水的鸟/你说雨呵/落在我头上更多些/你要做一回松树/再做一回银杏/蚂蚁和鱼都在地上爬/你要做抓着花瓣的那一只手/你要彻底消磨一整天/做那个最懒散的人
——小安 《站在高处》
始终存在的一个江湖传言是：小安的诗，是天上掉下来的。
“哪里的话嘛。”小安说。她在微博上发过一条：诗非常难写，恨不得把它杀了。
小安的诗不曾在大众中走红，她是那种诗人中的诗人：只有写诗的人才知道，要写出她的诗需要多么奇异的天赋。她最大的问题是写得太少：上世纪80年代，她大概写过100多首诗。而90年代，她只写了30首。
90年代的小安干吗去了？她坦言，离婚，然后心情不好嘛，喝酒，还有成日打麻将。
问她：牌桌上输了几十万，后悔吗？
——怎么可能不后悔嘛，不输的话能买一套房子哩。
那时候她和诗人们来往得少，一圈子人为她干着急。韩东、何小竹、吉木朗格是其中批评得最起劲的几个之一，他们怪说小安在麻将桌上耗费了太多的时间，而小安在面对朋友的批评时，也从来都是唯唯诺诺，承认自己懒，检讨自己没有多写一点。诗人中流传着一个对小安的评价：跌在高处。他们认为小安从来不是那种因为向往好于是可以写得更好的人，她从来没想过要写得更好，她只是写了，便树立了标杆。
小安的写作始于上世纪80年代的民间诗歌运动“非非主义”，她也是“非非”发起人杨黎的前妻。作为一个诗歌团体，“非非”素来以叛逆、喧哗著称。而身在其中的小安却是安静的，她“从没有参加过任何情绪激动的争论，也没有任何自我确立的诗歌言论或主张，甚至连对批判的批判都没有，好像这一切都于己无关”（韩东语）。小安的写作因此而特别，当特别成为今天这个时代的自我标榜、自我夸赞、成为很多人的重大写作目标甚至唯一目标的时候，小安的特别与众不同。“她使用最单调的语言写最不起眼的诗，毫无外在特征可言，却能够气象万千，实属奇观。”
每个写作者与当时当地的环境总会构成某种关系，最常见的两种是：紧密，或者刻意的疏离。而小安都不是。她只出过一本诗集，《种烟叶的女人》，她肯定不是一个功利效果上积极进取的诗人，但她也不是遗世独立的拒绝者，“没那么愤懑也没那么紧张。”在韩东看来，小安的姿态就是没有姿态，写作对她来说，既不炫耀，也不害臊。没人待见时很安详，有人鼓噪时不摆谱。有足够真诚却绝不阿谀的感激，用不卑不亢不足以形容，自然而然也不定准确，“我只能说那是一种神秘。”
不喝酒的小安安安静静。诗歌观点嘛，她说她还真的没有。“我想，诗人，就是要一直写，别停下。这个算不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