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伟棠 香港作家、诗人。曾出版诗集《野蛮夜歌》、《八尺雪意》等，文集《衣锦夜行》。
“谣”有两义，古代难分，《国语·晋语》有云：“辨妖祥于谣。”这里的谣，既指童谣，又指谣言。在古代，谣言常常以儿歌童谣的形式流传，貌似儿童语言游戏的荒唐歌谣，隐藏的往往是对时局的暗讽、对未来的预言，能让人辨别“妖祥”——实际上是辨别社会趋势。
这种传谣之歌，往往盛产于乱世。比如大家最耳熟能详的“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就在元末怨声载道的底层里传唱，同时还有“塔儿白，北人是主南是客。塔儿红，南人来做主人翁”这样的歌谣，现在我们看起来简直像象征主义诗歌一样隐晦，可是当时老百姓心领意会，因为这些所谓预言都有现实的怨怼所归。古统治者视为谣言的，对于老百姓往往就是证言、预言。
古代的统治者也有清心明目的，知道童谣之谣不能等闲待之，那既不是迷信，也不是游戏。关于“谣”的积极意义，《左传·庄公五年》杜预注云：“童龀之子……其言或中或否，博览之士，能惧思之人，兼而志之，以为鉴戒，以为将来之验，有益于世教。”其实就是说不要轻视谣言，而应该以谣言为鉴，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当然，谣总是不好的，所以古之“造谣”者才借童子之口传之，以期不罪。假如不希望谣言满天飞，最好还是鼓励讲真话，以各种形式讲真话，真诚面对讲真话的人，不要做穿新衣的皇帝，否则你的裸体还是会被编成各种童谣，被“谣传”。
什么是真话？真话可以怎么说？有时真话还真得用虚构的方式说。我想起了乔治·奥威尔，他对现代人类最伟大的贡献，是写了比真实更真实的虚构小说《一九八四》。小说里，在时间可近可远的“未来”某日，温斯顿在日记写下：“自由就是可以说二加二等于四。此理既立，余者亦然。”
这就是说真话的勇气、说真话的价值，即使是没有经历过“一九八四”的人，也能感到这种自由之不易，由官方话语、主流传媒和大众舆论交织左右着的现代社会价值取向，就和传说中狂泉之国一样，当它们都要你“说二加二等于五”的时候，你是否有勇气坚持“二加二等于四”？
我想起几年前在香港看的一部戏剧《神神化化正小丑》，剧中，政府宣布公共场合不准讲真话条例，违者将被判监甚至死刑；只有小丑不在此限，因为小丑讲的话没有人会相信——他的真话就是假话社会里的童谣，装疯扮傻却入木三分。那是一个向小丑预言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意大利演员达里奥·福致敬的作品，在荒诞剧中看到的其实就是香港的现实：一对底层夫妇挣扎求存，腹中空空周身酸痛，却不断要去托住舞台布景中那个不知为何而塌的“市”——他们被迫遵从的就是权贵虚构的一种“二加二等于五”的逻辑，只要服从此逻辑你才可以在这严密的逆淘汰社会中苟活，你一边卖命供楼，一边成为剥削者的共谋，你必须一起说那个“托市”的谎言，你的身家才不会贬值。
直到一个说真话的小丑出现，他滔滔不绝道出的，正是真相，当他把小丑鼻子传给认命的小市民夫妇，他们竟然也敢大声地喊出种种早已压抑于心的真话：关于最低工资、关于贫富悬殊、关于歧视、关于政策倾斜、关于忽略……他们不再理会、甚至嘲笑收音机里不断传达的“最高指示”：“今日全港市民只许用单脚跳”……民众觉醒后，自然能分辨哪些是真正的谣言。
说真话是有代价的，戏剧中的贫贱夫妇因为坚持真话而被排挤出了本城的生存链条，到最后也不能坚持，只好接受“派糖”充饥，再投身托市命运中去。小丑绝望而死——就像达里奥·福许多作品中的死亡一样。小丑所说的真话里，最令人难以接受的莫过于他反复唱的歌谣：“祝你死亡快乐，Happy dead to my heart……”
笑话里说：“地狱肯定快乐，因为死去的人没有一个返回人间”，这又近乎一首黑色的童谣，说的其实是人间的不快乐。谣传地狱好于人间，那是多么可恶啊，但是如果你真去逮捕唱这首歌的小丑，你就是在自证他的谣言了。“自由就是可以说二加二等于四。”如果你允许人人都有说“二加二等于四”的自由，谁还去相信“二加二等于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