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克武
台湾“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员兼所长，专长领域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翻译史与中西文化交流。
记者_黄修毅 台北报道
随着郭廷以、张玉法、张朋园等台湾历史学家的著述成系统地引进大陆，“中研院近史所”（全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成了大陆读者视野中的突出风景。曾长久被革命史所遮蔽的“立宪派”的历史价值，经“中研院近史所”几辈学者厘清，为中国近代史提供了另一种叙述。
“今天我还看到张先生的身影，在楼道里健步走过。”“中研院近史所”现任所长黄克武说起“张先生”，一脸恭敬。黄克武以研究阐扬梁启超的“新民说”闻名，而这个路子正是承袭自前任院长张玉法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启的晚清革命派与立宪派的研究，又有张朋园关于研究民初宪政与梁党的经典史著珠玉在前，到了黄克武这一辈，已蔚然可观。用他的话说，“台湾有‘立宪派’的传统在”。
近史所的资料馆藏从台大搬到现址所在地后，与以创院所长郭廷以命名的图书馆只隔一条林荫小径。如今每年有自大陆访学至此的学者，得以近距离一窥这座让人垂涎的资料宝库。早年依靠郭廷以个人在国民党内的关系，馆内存放了从国民党党史馆调运来的稀有史料，比如广州革命政府原始文件、民初中日外交档案、早期革命团体嬗递经过的关键史料。
除了这近水楼台的史料占据优势，据黄克武介绍，即便在两岸互通艰难的年代，近史馆也未曾中断过史料搜集工作，“文革”期间的大陆出版物、报刊杂志等等，在这里收集得更全。这也得益于郭廷以创所时期立下的“历史研究不持党派之见”的治学之风。走进近史所大楼时，恰逢图书馆选购季，中西文的新近出版物平摊在大堂内的桌椅上，任由师生勾选。
“不管是出于何种原因，对史料的把持都是不可取的”，黄克武说。国民党在台湾的一党专政受到动摇的时候，不同声音的历史专著不断地浮出水面。经过了这样的历史阶段，如今的台湾社会对历史档案的管理呈更开放的态度。
恰好在拜访近史所当日，在接听了一位蒋家后人的确认电话后，黄克武难掩喜色地透露了一条好消息，“蒋经国日记的整理和公布，很快就要有结果了。”
南都周刊 × 黄克武
南都周刊：这几年，在大陆 “民国热”的背景下，“中研院近史所”几代新老学者的史著成系列地引入大陆，您对此怎么看？
黄克武：的确我们可以看到近年来民国史在大陆非常热，我觉得这还多半是在民间，而不是学术界的看法。其实是有借着民国去抒发一些对当前的不满，有一点借他人的酒杯浇心中块垒的感觉。台湾当然一直是秉持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作为基础，这点写在我们的“宪法”里面，台湾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除了革命典范之外，有很强的质疑革命的声音。
我觉得在台湾，可以说我们有“立宪派”的传统。从张朋园先生起，大概1950年代就在做这方面的研究，开始肯定立宪派在辛亥革命史上的意义，所以他提出来《梁启超与清季革命》，革命不是兴中会、同盟会这样一个单独发展的线索，还有其他的线索，革命派里面还包括其他的分支，像华兴会、光复会这些。除了革命党那一部分的分歧之外，其实“立宪派”贡献很大，这让我们更丰富了对于革命的认识，这跟大陆的解释非常不一样。
南都周刊：郭廷以创立近史所开始，把近代历史研究的目光放在从自强运动到辛亥，而张玉法在所长任上更把研究范围推及至抗日时期到上世纪四十年代。但1949年以后两岸的历史走上了分途，近史所如何确立此后的研究对象？
黄克武：我觉得对我来说“文化中国”概念是存在的，中国对我们来说是身体的一部分，特别是对像我这样的“外省二代”来说，这种中国情怀更强，其实也跟两蒋时期整个领导风格和教育体制有关，他们希望跟中国大陆所做的竞争，是思想文化、生活方式的竞争，是对抗“文革”的。想看看在台湾能不能够不走马克思主义路线、不走共产主义路线，是不是可以从中国儒家传统里走出一个东西来。
蒋介石下面一直有两股力量，一个是胡适自由主义的这条路子，另外一个就是钱穆新儒家那个路子。这两派影响都很大，而且这两派在台湾形成了一个张力。就是说一方面我们有继承陈独秀、胡适、鲁迅的五四传统，要反省中国文化传统中有问题的部分，包括从北大到台大、从胡适到李敖都是走这样的路线。但这个路线在台湾还有一个拉力，那个拉力是肯定传统文化的部分，这个部分其实近几年在大陆也慢慢起来了。台湾的情况是，这两个拉力都存在，这是台湾文化非常重要的特点，我们是从一个批判传统、一个肯定传统的文化张力里走出一条路来。
南都周刊：近史所过去几辈学人可观的研究成果，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郭廷以先生筹办近史所时，通过当时的党史会和国民党党内人士的资源，积淀下了一批稀有史料。但随着研究年代的推进，台湾的历史研究是不是也面临着丧失这方面的优势？
黄克武：我们必须承认台湾慢慢在丧失民国史在史料方面的优势，因为大量的民国史史料是在中国大陆，尤其地方层级的档案部门。如果要说优势的话，我觉得台湾唯一的优势就是我们有充分的言论自由，我们跟国际社会的接轨更早更深。此外，还有两个领域我们台湾学者做起来会更有优势，一个就是宗教史，一个是边疆史。
南都周刊：近史所有一个做口述史的传统，而这个部分在大陆方兴未艾。现在您本人也很大精力花在做口述史，主要涉及哪些领域？
黄克武：在台湾还好，因为政党轮替已经形成了。虽然政治性的主导还在，哪一党当政的时候就推行哪一党的政策，绿的上来推行绿的，蓝的上来推行蓝的，但是基本上在台湾学术研究还是自由的。我们最近在做蒋经国先生侍从人员的口述，马上就要出版了。因为蒋经国日记还没有公布，而我们正在搜集他的随附人员日记，这个部分希望将来他在七海的官邸，变成一个文化园区可供参观，然后可以建立一所蒋经国先生图书馆。
我觉得经国先生是值得去从历史的角度做深入研究的。我自己从1993年第一次去大陆开会，到现在经常往返两岸，感觉这20年变化太大了。我们说台湾近十六年来没有涨过工资，这一时期大陆的工资翻了很多倍，所以说，其实蒋经国治理的后期是台湾最富的时候。台湾的政治转型对大陆不能说有可以完全照搬的模式，但是有很大的启示性作用，因为台湾就是从一个强人政治转移到民主政体，这个过程中各种各样的机制都有发挥作用，但蒋经国先生是很重要的一环。
南都周刊：近史所近年完成的口述史主要包括“二·二八” 和白色恐怖时期，这段历史对应着大陆的“三反”“五反”和“文革”时期的研究，这在大陆的历史学家普遍认为短时期内难有突破。
黄克武：因为这些本来都是所谓的历史禁忌，在所有的统治时期都希望把它压下去。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透过口述史，来实现社会正义的方式，让这些被压抑的声音能够说出来。在台湾社会多半都是非常肯定这样的做法，这也是跟台湾民主转型是联系在一起的，也只有在民主转型的过程中才会出现这种对于过去政治案件的重新反省。
因为台湾已经走过白色恐怖这个阶段了，包括口述历史的出版、白色恐怖赔偿基金会的实施的赔偿，能够对过去所发生的比较悲剧性的事件有一些平复作用。我觉得在台湾的情况算是做得好的，比如我们对“二·二八”白色恐怖受难者的赔偿，马英九一直到现在每年都坚持道歉。我不知道这对大陆的领导人有没有启示，可是一个大国的政府必须要负起这样一种政治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