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_洪鹄
爱丽丝·门罗
加拿大女作家。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以短篇小说闻名全球，入选美国《时代周刊》“世界100名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她将总督奖、吉勒奖、英联邦作家奖以及全美书评人协会奖等收入囊中。被誉为 “当代最伟大的短篇小说家”。
主妇气息
如果不是诺贝尔文学奖的打扰，爱丽丝·门罗和她生活的小镇安大略省克林顿镇本该就这样清静下去。直到10月10日瑞典文学院宣布，他们要把今年的文学奖颁给这位加拿大女人—是的，是爱丽丝·门罗，而不是更著名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或者其他什么人。几乎是第一次，诺贝尔文学奖愿向一名只写作短篇小说的作家致敬，承认她在刻画人物心理方面的高度准确性，以及“以精致的方式讲述了故事”的现实主义大师之风。
文学和出版界之外的人们习惯用 “爆冷”来形容任何一个不在他们视野范围内的作家的胜利。而事实上，爱丽丝·门罗尽管从未在大众读者间炙手可热，却也早已是世界文坛里的扛鼎人物。2009年她获得了布克奖—英语文学最重要的奖项之一，被认为是诺奖的风向标。就算在去年押中莫言的英国博彩公司Ladbrokes每年开出的诺奖赔率榜里，门罗也连续多年保持在前五名的位置。“在国外，人们把她比作现代的、西方的契诃夫”，翻译家李文俊告诉记者，他翻译了迄今为止门罗在中国出版的唯一一本小说译本《逃离》。
比起在大众中的受欢迎程度，爱丽丝·门罗可能更是那种符合作家们期待的作家。她的故事—毫无例外全部发生在加拿大的小镇上，主角都是女性，从年轻到年老，像这世界上的大多数人一样生活在平凡压抑之中。期待畅快剧情和俏皮转折的读者看门罗的小说注定会失望良多，她的小说属于另一种，那种来源于她 “把看似不那么文学的‘轶事’转化成艺术，聚焦于庸琐村镇环境里人的生活，却能把如此本土的、地方性的故事注入魔力”（乔伊斯·卡罗尔·奥茨语）的天赋的小说。
有趣的是，爱丽丝·门罗本人并不喜爱人们对她作品“本土气息”的推崇。在大部分作家眼里，人—以及万事万物的奥妙是普遍的，他们只是借用恰好生活在他们眼前的这群人来承载这些奥妙而已。但门罗却十分乐意承认（或者是自嘲）自己作品中的“主妇气息”，有个男作家曾经告诉她，她写的是好故事，是男人们看了后完全不会有跟她（或者书中女主角）上床想法的好故事。“没人邀请你”，门罗回应。她的小说里有时会出现男作家的角色，通常都是自命不凡的，还喜欢利用他人，还会被亲戚追着问“你为什么还不出名”。那么如果是女作家呢？“人们总是想说，你为什么不能长得更好看一点？”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加拿大另一名小说女王曾经写道：通过门罗的小说，索维斯托的休伦县和福克纳笔下的约克纳帕塔法县一样，成为了一片创造传奇的土地。她用“深度解剖”来形容门罗的笔触：强迫症般的推敲、考古般的发掘，精确细节化的回溯。“对人性乱象的迷恋、鄙夷和复仇般的‘翻牌’，对性之秘密的诉说，对已消失苦难的怀念，所有这些，如何才能搅拌在一起说出来？”她们相识于1969年，阿特伍德30岁，门罗38岁，两个刚获得加拿大总督文学奖—相当于加拿大的普利策奖的家庭主妇结下了友谊。没有人比阿特伍德更加了解，在门罗所处的时空—二战后的加拿大安大略省西南，文学的空气有多稀薄。“某种程度上说，我们写短篇，是因为在加拿大出版长篇小说太难了。”
现在呢？爱丽丝·门罗为加拿大赢来了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说，这会让加拿大人激动，会让爱丽丝有些狼狈。“也许她已经藏到了衣柜里。”
绝望的竞赛
爱丽丝·门罗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安大略省西南。她老家的小镇叫温格姆，现在她和第二任丈夫住在另一个叫克林顿的镇子，两者相距很近。1931年，她出生在一户姓赖德劳（Laidlaw）的人家，父亲经营着一座摇摇欲坠的小农场，饲养着狐狸和貂，母亲则是小学教师。因为家境清贫，门罗是靠着奖学金念到了西安大略大学的大二的，之后便辍学了—因为结婚，也因为钱用完了。很多年后在接受《巴黎评论》的采访时她回忆：“我从十岁就开始承担很多的家务，大学两年是我一辈子唯一不用做家务的日子，一段小假期，一段美好的时光。”
在上世纪50年代的加拿大，女人因为婚姻而辍学并不鲜见。大学里门罗遇上了她的第一任丈夫詹姆·门罗，两人在他22岁、她20岁那年，就迅速结为了夫妻。结婚是件大事，也是巨大的冒险。还有搬家—这事就足够令两个年轻人兴奋不已了。他们搬到了温哥华，他们能力所及加拿大境内最远的地方。让后来的门罗津津乐道的是两个年轻人建立生活的能力：他们考虑买房子，生孩子，结果一年内他们就做到了。“我们居然在短时间里建立起了非常适当的中产阶级生活。”
直到37岁，门罗才出版了她第一部小说集《快乐影子之舞》。她回忆从二十岁到近四十岁的主妇生活，如何忙里偷闲地创作，尤其是抓紧孩子们午睡的时间。“他们从下午一点睡到三点，足够我写出好多东西了。不怎么好，不过，我还挺多产的。”她对自己有严格的要求：每天写几个小时，写多少页，甚至质量是无所谓的，数目却是一定要完成的。“如果知道明天没有时间，我会提前一天写完。”同时她每天运动，步行5公里，“不因为任何意外而中断”。最多的时候她要照顾四个孩子，即便在还没有洗衣机之类家电的时代，她也不觉得时间是个问题。“事实上，人只要能控制自己的生活，就总能找到时间。”
但是多年后回忆起来，爱丽丝·门罗承认，那确实是“一种绝望，绝望的竞赛”。在《巴黎评论》的那次长篇采访中，她坦言第一次婚姻对她的意义—她当时像个维多利亚时代的女孩子，结婚压力那么大，所有人都在烦你，于是你想，好吧，赶紧结了，这个问题就解决了。然后，“我就能成为一个独立的人，我的人生才算真正开始。”某种程度上，“我结婚就是为了写作，为了能够安顿下来，让注意力集中在重要的事情上。”她回忆起大女儿两岁时，有一次走到桌子前，而她正在打字，于是她用一只手把女儿赶开，而另一只手还在打。“那时候我的野心比现在多得多。我现在传统得多。有时我想起那个年轻女人—她真是冷酷啊。”
尽管如此，三十岁之前，门罗没有写出过太多让自己满意的作品。“我在小说里写了很多的老处女”，她自嘲地回忆，“尽管我早早结婚，有时我想，我心里可能就住了一个老处女。”有时她反省自己，是否会因为早年的贫穷，而对现在所处的阶层抱有太多的敌意？在她的一篇小说《女孩和女人的生活》里，她写了一对母女，保持着一触即发的紧张关系，从乡下试图搬去城里生活。小时候，当爱丽丝·门罗她们家还在乡下养狐狸时，她的姨妈就住在城里，过着那种会邀请女士们来参加午餐聚会的生活。有一年母亲带着门罗，搬到城里，试图融入那个圈子，但是她们失败了。她的第一任丈夫詹姆来自多伦多附近的一个城市，生在富裕的中产阶层地区，当地所有的男人都在多伦多上班，而且是专业人士。“我们认识的时候，他们的思维方式对我来说有趣得要命。但我猜，后来，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对那个阶层有太多的敌意，以至于没能更了解他们。”她可能有些左倾，沉浸于美国南部作家的作品—弗兰纳里·奥康纳、卡森·麦卡勒斯，她们和她一样，心永远锁在荒唐的小镇上，写着乡下人，写着那种和世界的主流节奏格格不入的奇怪而边缘化的生活。
完美的简单
追寻爱丽丝·门罗写作的真正开端是件有趣的事情。它和她的现任丈夫、地理学家格里·弗兰密林有关。爱丽丝·门罗曾对《巴黎评论》的记者珍妮·麦克克鲁奇讲述这个故事：
“我大学时代就认识格里了。他是高年级生，我是新生，他是二战后的退伍军人，我们之间有七岁的差距，那时候我十八岁，极度迷恋他。不过他没有注意到我。他那时候注意的是另外一些人。那个大学很小，所以你会认识每个人，格里当时属于一个我们称为“波西米亚人”的小团体，他们给文学杂志写诗什么的，他们是危险的，醉酒，还闹事。我写第一篇小说时，计划的一部分就是—我可以把手稿拿给他看了，然后我们聊天，他会爱上我，事情会这样开始。结果我把手稿给他的时候，他说，‘约翰·卡尔恩是编辑，他在走廊那头’，就完了。那是我们唯一的一次交往。”
他们再续前缘是二十年后的事情，中间格里给门罗写过一封信，是门罗收到的第一封粉丝来信，“通篇在谈我的小说，但完全没有说到我。”门罗对这封信没有做任何回应，她大概希望保有更多幻想。再后来，她搬回了安大略的克林顿，回到小镇—她熟悉的地方。而他在广播里听到她的声音，他们终于开始约会了。
现在，爱丽丝·门罗和她的丈夫住在克林顿镇上格里母亲留下的房子里，他们感到再也不需要离开了。弗吉尼亚·伍尔夫说过写作的女人需要一间自己的屋子，门罗却不这么看。她写过一个叫《办公室》的短篇：一个女人为了写作租了间屋子，结果被房东不停地干扰。她自己在澳大利亚昆士兰担任过驻校作家，对方配了一间面朝大海的时髦办公室给她，“我有大把的时间在那里，却一个字也写不出来。”
她需要的就是一座安大略的小镇。比如这里，克林顿。镇上有座小图书馆，但不太像样，像样一点的在五十公里外的另一座镇上。但门罗明白，这里的风景对于她而言太过重要，她的写作是根植于此的。“我无法以同样的感情再拥有其他任何一片风景，一个乡村，一个湖泊或是一个小镇。我现在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我永远不会离开了。”
只要生活在安大略—爱丽丝·门罗坦言，她就不会遇到寻找素材方面的麻烦。“我等着它们出现，”她说，“它们总会出现的，如何去处理汹涌而来的题材才是我的问题。”
爱丽丝·门罗对她的写作兼具着敬畏和自信。“某种程度上，我的自信源自我的愚钝，还因为，我离主流文学那么远。”她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没有意识到女人不像男人那样容易成为作家，对阶层较低的人来说更是如此。如果你生活在一个小镇，在那里，连个真正的读书人都遇不到—你为了要写下去，必须认定自己拥有罕见的天赋。而她的敬畏存在于她的简单里：一种完美的简单，是经过了很多年的反复打磨才能掌握的简单。
“她让角色超越时间，读者意识不到时间流逝，事情已经过去了，角色也被改变了。”英国作家朱利安·巴恩斯评价门罗：这是她罕见的能力和神秘的天赋。他也曾尝试像她这样写一次，毫不意外地失败了，“我很高兴，因为没有人可以像了不起的爱丽丝·门罗这样写作。”
（部分资料引自《巴黎评论》对门罗的访谈，采访者珍妮·麦克克鲁奇、莫娜·辛普森，翻译梁彦。感谢九久读书人公司提供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