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原 专栏作家，现居湖南。
某天，我在大学Q群里看到了一句话：人生最大的悲哀，不是站在广场却看不到城楼上的毛主席，而是打开钱包却看不到毛主席。
这句话呼啸而来时，我正陷于遮天蔽日的雾霾中。每天驾车在宛如仙境的长街穿梭，我在琢磨那些巨幅户外广告的品牌是否应该索赔，因为这种鬼天气没人能看清商标，而那些买豪车耍酷的人只怕也会涌起淡淡的惆怅—浓雾扑面，人人都像得了白内障，谁还能看清你的车是奥迪还是奥拓、捷豹还是猎豹？电视上看到哈尔滨的大雾，更是夸张，学校直接停课，估计劫匪都不用戴面罩就可以抢运钞车了，反正一米开外只有黑影。
无钱果腹，这是人生最大的苦痛，想必所有经历过饥饿年代的人都会同意这个观点。但人活在世间，不当饿死鬼似乎不应成为最高目标。去年夏天我忽然发现天空骤然变得澄澈了许多，当时感慨地想，如果蓝天白云和青山绿水能够重来，我宁愿忍受经济衰退的苦痛，宁愿收入少一大截，就当花钱买一个心旷神怡的生存环境。而今时今日，我才发现最大之痛是：收入没增加，物价在上涨，存款在贬值，税赋要增加，而中国大地的雾霾却越来越严重了，亦即是说，钱包里的主席和城楼上的主席已经携手远去，而我们，都是策马直扑延安却扑了个空的胡宗南。
随着时空的迁移和心境的变异，我们的痛点经常在转移。有回我喝骨头汤时忆起了往事：小时候，母亲所在的学校养了几头大猪，过年时宰杀分给教师，几十垛肥肉如女神般娉娉婷婷地卧在案板上，等待着婆家。每垛肥肉边照例有骨头和下水拱卫，去得早的老师定是选肥肉最多的，眉眼里的幸福简直喷薄而出，去得晚的老师只好选骨头和下水多的那份，扭头就黑下了脸，如丧考妣地骂自家的跟屁小孩拖了后腿。那个年代，吃肉即富贵，吃骨头是贱命，哪像现如今，排骨和猪下水比肉贵多了。
人终究是一种得陇望蜀、见异思迁的动物，总在惦记着得不到的物事，并且为此痛苦。某次我参加某系统的会议，他们想多推些本行业的典型，我说：出名毫无意义，当大众遗忘你们的时候，才是你们工作最成功之处；你想起医生必是有恙之时，你惦起消防员必已火光冲天，你念叨交警必是马路水泄不通；老子曾曰：最好的政府是人们感觉不到的政府。
我初入新闻行当的时候，最痛苦的是不知如何才能出名。某年某月的某一天，我忽然成了新闻的主角，那时才觉悟出名是最悲催的一件事。时至今日，我依然认定，当新闻人成为新闻的主角，那一定是大祸临头了。
每个人的痛苦指数，与他自己对幸福的定义有关。孩童最痛苦的是玩具被抢走，青年最痛苦的是失恋，这些在中年人眼里都不算个事，因为无数玩具可以用钱买到，许多爱情也可以用钱买到，能用钱解决的都不是问题。及至中年，健康渐渐出了问题，花再多钱都不可能康复如初，待到苟延残喘的暮年，死神更不是能用金钱行贿的。所以说，当鲜衣怒马的人生忽然闯入一个不能返头的死胡同，才是最甚之痛。
有导演在微博上说：饭局上聊天，居然席间十多个朋友全都办好或正在办移民手续，除了他自己。我们现世最常见的便是这种痛：有心无力。正如李莲英碰上赛金花，弥留老人中了六合彩，捆在椅子的美食家眼睁睁看着满汉全席鱼贯而过，那都是近在咫尺却不能触摸的幸福呵。每次我接到大洋彼岸的旧人邮件，我那苍老的心房都会被强拆一次，只能默默地训诫自己：贫贱，不能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