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笔_王宏宇 北京报道
作为中国最具知名度的女性之一，40岁的正局级官员邓亚萍最近陷入了舆论的批评旋涡。
仅就政治成就而言，邓是“乒乓外交”的开创者庄则栋之后，中国最成功的运动员。她曾获得多个乒乓球世界冠军和4枚奥运金牌，并拥有清华大学的英语学士学位、诺丁汉大学的中国当代研究硕士学位，以及剑桥大学的土地经济学博士学位。
此后，邓转向政界，历任北京奥组委官员，共青团北京市委副书记，并在2010年就任人民日报副秘书长，及人民网旗下的一家国有互联网公司——人民搜索（后将品牌改名为即刻搜索）总经理。
但即刻搜索的发展并不尽如人意。三年过去，根据CNZZ发布的10月份中国搜索引擎市场份额排名，即刻搜索的市场份额几乎为零，甚至比排名极为靠后的有道搜索（市占率0.17%）还要少。
上周，惊讶的中国网民发现，即刻搜索关闭了多项产品服务，而提供的搜索结果已经全部转向另一家国有互联网搜索公司——盘古搜索。一些媒体援引不具名信源的消息称，即刻搜索已与盘古搜索合并，总经理邓亚萍在2年内花光20亿投资，已“不知去向”。
从常识的角度看，这几乎全无可能。一是即刻搜索的母公司，上市公司人民网在过去几年的财报中从未提及“20亿”这笔不小的开支，事实上从公开资料看，即刻搜索在过去几年一直小有利润，净资产也略有增加。
其次，人民日报社并未公示任何有关邓的任免决定，而且，即便真的亏损了20亿，邓亚萍也远没到需要跑路的程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中国远洋在过去两年中亏损了200亿元，主要责任人魏家福也并未被限制离境。
基本上，这并不比其他大型国企的公司和人事变动更引人注目。根据《证券时报》8月的报道，即刻和盘古两家合并为新公司，CEO另有其人，而邓亚萍和盘古原CEO王红宇都并未有进一步的安排——二人的风格风马牛不相及，但业绩半斤八两，最大的共同点是谈及企业目标时，喜欢提“国家使命”。
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国家使命”？邓把它“搞砸”了吗？
重要使命
尽管在过去3年的任期内，邓亚萍并非一个缺乏媒体曝光的人物，但外界对她的工作状态，还是几乎一无所知。
基本可以肯定的是，邓是个勤奋的人。新闻里经常会有她代表即刻搜索与很多政府部门打交道的报道，在部分员工私下交流的只言片语里，她几乎天天加班，对业务的把控也非常到位。有员工曾说，“她在做一个决策的时候，知道的公司细节比谁都多，我们都感觉好有压力”（见本刊2012年第37期报道《CEO邓亚萍》）。此外，她2012年还在百忙中翻译了一本《体育经济学》。
但同时，无论是接受专访，还是多次在业内公开场合露面，她从未像其他互联网传奇人物那样，有惊人之语和任何谈得上特别的见解。基本上，她都在重复同一个意思，也就是即刻搜索网站上的公司目标：“（公司）承担着建设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新一代大容量网络搜索平台的重大任务，在国家文化传承、形象传播、信息安全、舆论引导和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等方面肩负着重要使命。”
关于这个“重要使命”，在2010年新闻搜索1.0上线时，邓亚萍曾说过一句令人印象深刻的话，“我们本身代表的是国家，你（百度）不用打败我们，你应该多帮助我们，多给我们出主意。我们最重要的不是赚钱，而是履行国家职责。”
即刻搜索的设计，似乎也主要围绕着履行这一职责服务。它的搜索结果几乎没有任何广告。还有，它专门开辟了一个食品安全搜索服务，设立了一个曝光台，还推出过一个抢火车票的功能。
尽管外界有传言说，技术类员工占比超过80%的即刻搜索，核心的搜索技术来自与外界的合作，但不可否认它提供的搜索结果还不错。一些业内人士比较了它和百度的一些搜索结果，发现即刻大部分时候能够提供基本满意的结果，甚至有时还会好一点。
但有时外界也很困惑，即刻究竟肩负着什么样的使命。比如邓有次在某论坛上说要走向国际，但同时又说要专注中国民生。再比如，你可以在它的搜索结果里找到被新浪微博屏蔽的消息，但在百度里找不到。事实上，在即刻搜索上线之初，北京邮电大学校长方滨兴甚至还曾经对邓亚萍建议说，可以在即刻搜索上显示twitter的搜索结果，以与百度差异化竞争。
可以肯定的是，从企业愿景的角度看，即刻搜索和盘古搜索的合并绝不会令人感到意外。后者的“移动搜索战略”愿景目标是：以随身、随心、可信赖为服务理念，以民生化、生活化服务为核心。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后者去年面向全国高校开展的“盘古搜索杯移动搜索创新大赛”，曾因与北京精神“爱国、创新、包容、厚德”文化建设相结合，获得北京市宣传部官员的赞赏。
理想与现实
2012年邓亚萍参加央视《开讲啦》节目的录制时，面对“为什么每次转型，都转向自己不擅长的领域”这个问题时说，自己之前在体育上的成功，来自“不断自我纠错。永远保持勇往直前的精神”，所以她相信即刻也会成功，因为“行业不同，但成功的规律相通”。
但互联网是一个高度创意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绝非“勇往直前”这么简单。即便对人民日报这样年发行300万份，拥有28家媒体和一个上市公司的大型央企来说，也没有任何例外。
比如，钱绝对是一个很不容忽视的因素。2010年，时任人民网总裁的何加正，曾在国家启动全国重点新闻网站转企改制试点时表示，对于互联网公司来说，资本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直接决定网站未来的发展。
“以前有很多战略性的规划，由于资金所限，没法实现，有了新的体制和机制，就可以尽快把人民网做大做强。”何说，“人民网、新华网、央视网都是非常艰难地走出来的。”
即刻搜索显然没有能复制上述几家国有新闻类网站的成功。没有迹象显示即刻搜索在几年的成长中究竟得到了多少资金，但可以肯定的是，从母公司的账面来看，不会有20亿这么多。
但另一方面，搜索引擎确实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互联网门类。比如邓亚萍曾希望利用的“后发优势”，其实并不真的存在。《浪潮之巅》一书的作者，前谷歌科学家吴军曾说，对搜索的理解，非搜索公司一般要比搜索公司差，而且即使比后者做得好，尚且未必能成功。做得不好就更不用说了。
这已经是一片典型的红海，市场领先的谷歌和百度公司高管均在不同场合分别说过，这两家公司已经不是单纯的搜索引擎公司。正如谷歌研究院主任彼得·诺维格（Peter Norvig）曾说的，“我们没有更好的算法——我们只是有更多的数据。”
事实上，即便对资金和人员充足的大型互联网公司来说，2013年也是梦断搜索的一年。仅仅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就有国内互联网市值排名第一的腾讯公司，放弃了自己的搜索引擎“搜搜”。紧随其后，云云搜索被新浪收购，而另一家大型门户网易也放弃继续使用自己的搜索引擎“有道”。
即刻现在的状态，很容易让人想起邓在《开讲啦》上说的，“压力无法承受的时候，就放一放。”
进退之间
既然如此艰难，为何还一定要进军搜索？《人民日报》在2010年发表的《走近搜索引擎“国家队”》一文，引述了人民日报社长张研农的讲话，指出商业搜索引擎“追逐利益良莠不齐”，“我们必须抢占搜索引擎这一产业制高点，举起搜索引擎这一信息海洋中的灯塔，以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利器维护国家权益”。
文章还提到，早在2008年，中央就决定将建设自主知识产权的搜索引擎，纳入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和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建设规划。
这并非中国独有的想法。一份由工信部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中心10月份编译的《二战之后欧洲的产业政策:我们学到了什么？》中提及了欧洲国家在搜索引擎，乃至更多的创新产业上曾付出的努力，例如法国的“Quaero”，和德国的“Theseus”，以及俄罗斯、土耳其、伊朗等国的“国有搜索引擎计划”。
俄新社2010年对此引述的一名项目承包商的观点，很能解释这种思路的逻辑——新的市场参与者很难从领先者那里抢到市场份额，但国家完全有能力建立二号搜索系统，为所有国家机关的电脑安装国家搜索系统。国家不需要为该系统的推广投入资金，可以按照社会公益广告的形式投放电视广告和户外广告。
但几年过去，上述项目无一例外都因为种种原因夭折了。英国《金融时报》讥笑它们是“被误导的、毫无必要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典型例证”。
尽管如此，几年后这种情绪仍在继续。例如最近关于斯诺登“棱镜”事件的过度解读。据路透社报道，德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建议记者，拒绝使用谷歌与雅虎的搜寻引擎与电子邮件服务，因为它们确信美国国家安全局(NSA)与英国电子情报中心GCHQ会定期截获这两家公司的数据。
今年10月， ZDNET上，有关韩国的一篇文章呼吁政府介入搜索引擎市场以保证“信息安全”。文章说，中、俄、韩是少有的本土搜索引擎占据大市场份额的国家。但是在移动端，这一情况正在发生变化。文章引用了截至今年10月的半年内的移动搜索数据，发现google正在悄悄超过韩国本土最大的搜索引擎Naver。
到目前为止，即刻、盘古合并后的新的搜索引擎“国家队”，尚未表述自己的目标是否仍与之前的“国家使命”一致。没有信息显示，他们是否正在考虑《二战之后》一文在结论中表示的观点：
“本文中所描述的事件,会让我们对政府通过直接干预来提高竞争力,以及政府选择优势技术和产业的能力产生怀疑。”
但是，这些已经不是作为官员的邓亚萍需要焦虑的问题了。她在媒体和网民的讥讽和谩骂前，优雅地保持着沉默。这很容易让人想起她在《开讲啦》上谈到面对失败时的态度， “压力无法承受的时候，就放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