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伟棠 香港作家、诗人。曾出版诗集《野蛮夜歌》、《八尺雪意》等，文集《衣锦夜行》。
继某些媒体及某些迷幻网民之后，又多了一篇宣判“公共知识分子死亡”的文章，意料不到的是，此文出自向来理性的连岳先生笔下。虽然他有他自己独特的论证方法，但他在定义“公共知识分子”概念之时，就落入偏见。
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经历过一个井喷期，连岳先生就是第一批被公众理解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人之一。他的“我爱问连岳”专栏，受众是最普通读者，他充当的一个“解惑”功能，是古代公共知识分子——师（不是士，士可独善其身，师必须与他人发生知识层面的关系）所拥有的三个功能最基本的一个。至于“传道”，则是公共知识分子成立的一个更高要求，道有多种，亦有各种传法，只要你决定传，就进入了公共领域，目前各种网络媒体的大热，更造成了传道的神话化大跃进。
但如今的“道”，往往被简单化为立场和意见。中国不少“公知”，其实是所谓“意见领袖”。一个缺乏成熟诉求和意见表达机制的社会，往往渴盼的是这种领袖，但公共知识分子本身不带有领袖性，只有在中国权威崇拜的传统中，才错误地制造了“公共知识分子＝精神导师＝权威＝领袖”这一幻觉。我想，连岳和我，都是反对这种幻觉的。而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是意识到自己的公共身份的知识分子，是意识到自己除了是导师、学者、艺术家、名流之余，还有基本公民身份的人，这样他才意识到他必须与同样遭遇各种不公义的其他公民一起发声，这既是救人也是自救，谈不上牺牲，只不过因为他拥有更专业的知识和更具影响力的话语空间，他可以多做一点。
像是自嘲，连岳文章的第一个误读是：“‘公共知识分子’是无私地关心公共利益的一群人”，当然他是在描述他所观察到的中国公众对“公共知识分子”所作的超人期待，但他却沿接这这个误读去进行引申和批判，最后把批判直指这种被虚构的“公共知识分子”，而不是批判这种误读的成因，竟至于推论出“历史上曾有不少类似今天‘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为了自己改造世界的梦想，不怕坐牢和死亡，结果有人带来深重的灾难……”这样很不准确的过度引申，使“公共知识分子”成了一顶人均可戴的帽子，竟然被套到历史上各种狂热分子、乌托邦主义者头上了。君可记得，当代几个最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如奥威尔、罗素、阿伦特、萨伊德、桑塔格等，都是反对这种狂热者的。
连串误读带出连岳的最大误区，就是在“公益”与“私利”问题的权衡之间，他为了宣告公共知识分子之非，使用了狂热分子爱用的非此即彼：“任何人都不要代替他人追求利益，任何人都只追求自己的利益……”云云。
首先，公益不过是公共知识分子追求的其中一种。其次，私利不是一种单纯、独立的价值实现，它需要保障，需要妥协和让利，如果纯粹的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社会，不一样是一个丛林社会？公益作为一个最大公约数，对私利有着适度的制衡与引导，才能让每个人的私利不因为其中某个强者的私利受到侵害。在嘲笑左派的道德洁癖的同时，请不要过分善良地想象个人主义者，尤其是那些市场决定论者。像铅笔社这样的组织，不就认为只要符合商业利益、商业规则，连儿童买卖妇女买卖都是可以接受的吗？
依我看，目前“大V”式微，话语权分散，并不是公共知识分子的死亡，充其量是公众幻象的言论救世主的死亡。在去V状态，公共知识分子将不再背负上述幻象的误读包袱，这样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反而能披沙沥金再现、重新发挥作用。公共知识分子不是公共的工具，而是公众所领受荣辱、损益的最敏感的实验者与公益共谋者，他们没有优越性，但也没有原罪。
“公知”之死，其实可以作为一个善意的预言去理解，在良性环境、参政议政正常化的公民社会，每一个知识分子都主动、自然地关心公共事务，那时就不存在专门的“公共知识分子”了，只有“知识分子”。关心公益和私利（包括他人的私利）将成为他们作为一个普通公民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