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晓兰 天津财经大学副教授，财税学者。
一提起“财政”，很多人自然而然地认为财政问题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或者认为财政制度仅仅是国家政治制度体系中的一个子系统，而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这是对财政税收的全新解读，为我们重新认识“财政”，重新定位财政的职能，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共同体产生于国家之前，财政需求是共同体升格为国家的重要途径，由此，财政便成为历史上所有国家层面的体制改革的核心议题。我国古代社会的演进，也印证了这一点。古代王朝更替中，有一个被称为王朝“周期性崩溃”的定律，即每个王朝发展的末期都会出现国家的财政制度无法为其提供稳固的财力资源支持，而国家发展所积累的王室和官僚队伍的负担，对王朝的财政需求又不断膨胀，最终导致王朝或因收不抵支而陷入财政困境，或因横征暴敛而激起民变。
社会是一个广义的体系，由经济系统、政治系统和社会系统三个子系统组成，它们之间相辅相成，不可偏废，而财政，则处于这三大子系统的节点上，是联结各子系统的媒介。这也就意味着，如果没有财政的“粘结”作用，“整个社会”的正常运转便不可能，“整个社会”的危机便也就可归结为财政危机了。
财政社会学对这种关系所做的简单描述是：政治体系从经济体系取得财政资源，以维护社会秩序，转而要为经济体系服务，保护产权和交易行为，以换取经济系统为其永久性提供资源；同时，政府要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以获得社会成员对它的支持。没有这种政治上的赞同和支持，政府就无合法性可言，共同体的关系也就难以维持既久。
对于中国当代的政治生活而言，或许只有财政才能对国家行为构成硬性约束。因此，要在财政管理中建立一系列控制、监督与制衡的机制和措施，以使国家受到现代公共政治的制约，以防止财政资源的错配和巨大浪费。当前至少应将现代预算制度最起码的要求——内部与外部的控制机制建立起来，如果连这个也做不到，公共财政的前景将是暗淡的。
与此同时，政治问责只有与财政问责联系起来才有实质性的内容，控制权力行使方式的最佳方式，就是控制住它的“钱袋子”。“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是学界和官方常用来解释施政行为的理由，看似具有一定的说服力，但经验证明，只要有效的财政问责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这些承诺或说辞的可信度都不会很高。
中国的财政改革一直将重点放在财政收入方面，缺失则表现为财政支出方面的预算外部控制机制不健全，这需要我们极力推进预算法修改、财政信息公开和公民参与机制等方面的改革。“预算是政治的一个次系统”，它的本质是政治，而远不是一个政府经济问题所能概括的。仅就征税和预算的改革来说，就具有重新塑造政府与人民的关系，以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作用。
国家收钱、分钱和花钱的方式变了，这个国家的政治结构和活动方式就会跟着发生变化，这是欧洲和世界上许多民族国家历史演进提供的重要经验。目前国家进行政治变革的原因，正是公共财政国家的形成过程已然启动，政府养活人民的“财政幻觉”正在消失，纳税人的权利意识正在觉醒。当下中国的关键环节在于：国家财政充裕之后，能否建立起运行良好和受到严格监督的现代预算体制，把所有的财政资源都集中起来，合理有效地进行配置，实现国家目标的同时满足公众需要。对于中国这样的转型国家来说，这是个不能跨越的过程。
国家理财之事甚大，治国应以理财为核心，合于现代财政国家之基本理念。财政国家转型意味着重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此趋势终将难以逆转。可以肯定的是，公共财政不是一个技术问题，因为把枯燥且不完整的数字罗列给公众，即使专家也未必能参透其详。公共财政是关乎社会民主法治进程的核心问题之一，财政权力结构既约束着财政过程中参与者的行为，又被财政过程中的参与者不断塑造着，它的最终实现，既需要执政者的决心，也需要社会公众的努力。
一提起“财政”，很多人自然而然地认为财政问题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或者认为财政制度仅仅是国家政治制度体系中的一个子系统，而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这是对财政税收的全新解读，为我们重新认识“财政”，重新定位财政的职能，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共同体产生于国家之前，财政需求是共同体升格为国家的重要途径，由此，财政便成为历史上所有国家层面的体制改革的核心议题。我国古代社会的演进，也印证了这一点。古代王朝更替中，有一个被称为王朝“周期性崩溃”的定律，即每个王朝发展的末期都会出现国家的财政制度无法为其提供稳固的财力资源支持，而国家发展所积累的王室和官僚队伍的负担，对王朝的财政需求又不断膨胀，最终导致王朝或因收不抵支而陷入财政困境，或因横征暴敛而激起民变。
社会是一个广义的体系，由经济系统、政治系统和社会系统三个子系统组成，它们之间相辅相成，不可偏废，而财政，则处于这三大子系统的节点上，是联结各子系统的媒介。这也就意味着，如果没有财政的“粘结”作用，“整个社会”的正常运转便不可能，“整个社会”的危机便也就可归结为财政危机了。
财政社会学对这种关系所做的简单描述是：政治体系从经济体系取得财政资源，以维护社会秩序，转而要为经济体系服务，保护产权和交易行为，以换取经济系统为其永久性提供资源；同时，政府要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以获得社会成员对它的支持。没有这种政治上的赞同和支持，政府就无合法性可言，共同体的关系也就难以维持既久。
对于中国当代的政治生活而言，或许只有财政才能对国家行为构成硬性约束。因此，要在财政管理中建立一系列控制、监督与制衡的机制和措施，以使国家受到现代公共政治的制约，以防止财政资源的错配和巨大浪费。当前至少应将现代预算制度最起码的要求——内部与外部的控制机制建立起来，如果连这个也做不到，公共财政的前景将是暗淡的。
与此同时，政治问责只有与财政问责联系起来才有实质性的内容，控制权力行使方式的最佳方式，就是控制住它的“钱袋子”。“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是学界和官方常用来解释施政行为的理由，看似具有一定的说服力，但经验证明，只要有效的财政问责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这些承诺或说辞的可信度都不会很高。
中国的财政改革一直将重点放在财政收入方面，缺失则表现为财政支出方面的预算外部控制机制不健全，这需要我们极力推进预算法修改、财政信息公开和公民参与机制等方面的改革。“预算是政治的一个次系统”，它的本质是政治，而远不是一个政府经济问题所能概括的。仅就征税和预算的改革来说，就具有重新塑造政府与人民的关系，以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作用。
国家收钱、分钱和花钱的方式变了，这个国家的政治结构和活动方式就会跟着发生变化，这是欧洲和世界上许多民族国家历史演进提供的重要经验。目前国家进行政治变革的原因，正是公共财政国家的形成过程已然启动，政府养活人民的“财政幻觉”正在消失，纳税人的权利意识正在觉醒。当下中国的关键环节在于：国家财政充裕之后，能否建立起运行良好和受到严格监督的现代预算体制，把所有的财政资源都集中起来，合理有效地进行配置，实现国家目标的同时满足公众需要。对于中国这样的转型国家来说，这是个不能跨越的过程。
国家理财之事甚大，治国应以理财为核心，合于现代财政国家之基本理念。财政国家转型意味着重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此趋势终将难以逆转。可以肯定的是，公共财政不是一个技术问题，因为把枯燥且不完整的数字罗列给公众，即使专家也未必能参透其详。公共财政是关乎社会民主法治进程的核心问题之一，财政权力结构既约束着财政过程中参与者的行为，又被财政过程中的参与者不断塑造着，它的最终实现，既需要执政者的决心，也需要社会公众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