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采夫 专栏作家，现居英国。
最近一直在关注青岛输油管道爆炸事件，惨剧发生之后，政府危机处理程序自动启动：领导奔赴现场，领导道歉，领导看望，领导表示追查事故责任，领导声称严惩造谣生事者。大致是这些消息，官方媒体往往还忘不了强调一句，死伤者家属情绪稳定。不能不承认，这套处理程序很有效，安全事故通常能到解决，但我并没有感到心安。
于心不安的原因，我承认是想到了引咎辞职。
11月25日，中石化董事长傅成玉向青岛市民道歉。看来傅成玉或他的秘书是副词爱好者，道歉连续使用了“巨大损失”、“万分悲痛”、“深深哀悼”、“深切慰问”、“深深致歉”等语词，以加强语气修饰和情感表达。但事实是，在55条逝去的生命面前，傅成玉仍好好地呆在董事长的位子上。
也许有人说国情不同，引咎辞职属于“西方那一套”。没问题，举中国的例子，而且是中石化的兄弟单位。整整10年前的2003年，中石油重庆开县的油井井喷，致命毒气造成243名村民死亡。事故发生后，中石油总经理马富才提出引咎辞职，并得到国务院批准。
中石化的青岛管道爆炸死亡人数赶不上开县井喷，但根据政府有关规定：30人以上死亡或100人以上重伤，都属于特别重大事故。青岛早已超过了这个标准，在“特别重大”的事故面前，傅成玉还够不上引咎辞职么？
并非有意死盯着傅成玉不放，而是“引咎辞职”触动了我的神经。我突然意识到，政府不提“引咎辞职”这个说法已经很久了。
虽然上世纪90年代，引咎辞职这个词汇出现了，但2004年是真正的“引咎辞职”元年。
2004年2月5日，北京密云县踩踏事故，死亡37人，县长引咎辞职；2月15日，吉林市一商厦火灾，53人死亡，市长引咎辞职；2003年12月，中石油开县井喷，243人死亡，中石油董事长引咎辞职（正式辞职在2004年4月）；2005年11月松花江重大水污染，12月2日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引咎辞职。
推动引咎辞职的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配套制度是《党政干部辞职暂行条例》，规定“党政领导干部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恶劣影响，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重要领导责任等，不宜再担任现职，本人应当引咎辞去现任领导职务。”
不仅如此，2006年1月1日生效的《公务员法》，也将引咎辞职列入了条文，正式成为法律制度，第82条规定：“领导成员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社会影响的，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领导责任的，应当引咎辞去领导职务。领导成员应当引咎辞职或者因其他原因不再适合担任现任领导职务，本人不提出辞职的，应当责令其辞去领导职务。”
引咎辞职入法，当时被民间评价为当年新政的组成部分，是建设法治政府的有力措施，也削弱了人治模式，推动了政治文明。但可惜的是，经过一个不错的开头之后，由于缺乏强有力的推动，未能依托于法律制度、舆论监督和民意互动，具有改革精神的引咎辞职似乎失踪了。
如2011年7·23动车事故，40死172伤，造成巨大伤亡，影响震动全国，但即使在当时在沸腾民意下，有人锒铛入狱，也没有人引咎辞职。政府管理与权力模式再一次滑入了它熟悉的运行规定。改革总是这样，不是被遗忘，就是被变形。
我对起起伏伏的权力曲线不感兴趣，我只想继续追问，引咎辞职这一项具有改革意义的制度，一条行之有效的法律，是什么原因被遗忘了？又是被什么力量给搁置了？如果不推行不执行，再多的法律和蓝图有什么意义？
再回到青岛爆炸事故，我想建议一句，既然有《公务员法》，有引咎辞职制度，中石化的责任人为什么不引咎辞职？有一句话经常被引用，如果道歉有用，还要警察做什么？道歉归道歉，法律归法律，如果道歉能代替引咎辞职，还要法律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