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_洪玮
电影人都是神经病
“拿金马奖的时候你在干吗？”
“在哭啊！”台湾导演林育贤的冷笑话神经时刻紧绷着，看我没笑，他讪笑一声，“哈，没有啦。拍《翻滚吧！男孩》时，实在太穷了。那时告诉自己打死也不要拍电影了，可是上台一领奖内心就说，我要继续拍我下一部电影！疯了嘛！其实电影人都神经病。”
早在2005年，林育贤因关于体操的一部纪录片 《翻滚吧！男孩》拿下当年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奖，为人所知。而他的电影从业之路，刚好又踏准了台湾电影从衰落到复苏的特殊时期，一波三折。现在回头来看，别有一番感慨。
林育贤出生在台湾宜兰乡下的普通人家，以他的话说，“都在和大自然互动”，没有什么苦大仇深。直到看了《天堂电影院》，“感到召唤”，仿佛自己就是那乡下的“多多”，决心报读电影科系。
大学就读于中国文化大学，林育贤说那是“最高学府”，因为海拔高。老师上课，学生就随着飘进教室的雾气溜去楼下的舞蹈室，借拍片名义“把妹”。彼时，台湾的电影已入低潮，毕业后全班只有两人“傻傻”地进入电影业。
林育贤从导演助理做起。他记得2000年左右入行时看到的一系列数字。1000到1500万的投资。拍完后没有钱宣传，只可回收20到40万台币票房。到了2003年，台湾一年只有8部电影开拍，林育贤所在的公司也最终结业了。
林育贤失业了。
那年过年他提早回家，家人察觉到了“出事了！”，每当家人疑惑地看着他的时候，他就把借来的摄影机摆在阳台假装拍摄，“我只是在祈祷上天给我一个机会”。
事情很快有了转机，林育贤的哥哥，体操运动员林育信因为受伤，退役归乡。哥哥说，他回来做教练，带一帮孩子，希望一年后带他们参加比赛，用十五年时间重返奥运舞台。“我听到快落泪，不是因为他的行为很伟大，我疯了，我当时想的是老天爷给了我一条生路，这不是励志运动题材吗！”
他“憨胆”发作。没有钱拍剧情片，那就走个弯路，扛一台机，拍纪录片，说男孩们的故事。但拍摄很快就进入了“撞墙期”：日复一日的训练，他不知道自己在拍什么；另一方面，台北的电影公司都觉得一般的电影都做不起来，遑论纪录片，家人也劝他放弃。
谁知道他拍摄的其中一个小鬼头小恩留住了他。
我们在《翻滚吧！男孩》看得到当时小恩的样子。六岁，鞍马一圈都转不到，压筋也很痛，每天笑着来，哭着回去。当时林育贤已经有了放弃的念头，就想“解救小恩”，问他为何要“折磨自己”——“我在这里学会一个后空翻，比我在教室考一百分还高兴”，小鬼头反问林育贤“那你呢，你开心吗？”林育贤“差点眼泪喷出来”，小鬼头说得简单又对，“喜欢就做”。
所以，在所有人都不看好的时候，林育贤决定用一年的时间去做一件或许错的事情。于是《翻滚吧！男孩》制作完成并在2005年拿下了金马奖。尽管如此，尚未形成纪录片观影习惯的台湾，没有公司愿意做发行，他只能自己去做。
和这些同时发生的是，一批电影人和林育贤一样失业归乡。另外，新开的公共电视频道成立了“纪录观点”栏目，资助导演拍摄，这批电影人开始讲述身边的故事，而不再像以前讲述都市人的孤寂。“我觉得是2003到2005纪录片带来议题解放，2007年《海角七号》才出来，这是一个过程。”
翻滚吧！到北京
《翻滚吧！男孩》的成功，并未替林育贤铺就一条康庄大道。
2007年，林育贤推出关于西门町故事的新作《六号出口》，却遭遇票房滑铁卢，跌落谷底。后来，他又凭借以哥哥的体操人生为原型的剧情片《翻滚吧！阿信》（2011），与主演彭于晏一起打了个翻身仗，再闯金马。
在《翻滚吧！阿信》之后，林育贤却又再陷困局—他接手的三个项目都断尾了。一个是奇幻侦探题材《宅女侦探桂香》，被判定为题材“奇怪”；之后尝试北上合拍喜剧片《母老虎》，剧本倒是拿了台湾“行政新闻局”的“优良电影剧本”，因为合拍片包括送审上的种种磨合又搁浅；另一个北上的项目，也因和原作者创作自主权上的分歧作罢。
北上之路虽然屡屡不顺，林育贤并未放弃。今年3月，他又在香港亚洲电影投资会上，忙着北上项目《藏地白皮书》的前期筹备。这些年，冲着更多的资源和机会，台湾导演北上，有前辈朱延平，也有新一代的陈正道、林书宇，作品叫好叫座的并不多。林育贤知道自己现阶段无法掌握太地道的大陆故事，所以选择了“入门”级别的《藏地白皮书》。
见到林育贤的时候，他刚按着小说的路线走了一趟回来不久，突然发现一种共鸣——这一年，在北京、台北来回，他感到了书里的距离和漂泊感。
“搞不好这部拍完，就觉得算了，还是回去吧。”话虽这么说，事实上去年十月，在北京的项目受挫后，他在facebook上写道“气愤沮丧之余打包行李准备返台时，却想起荒谬的我早在上个月退掉台北的房子了，此刻该回去哪里呢？”
“他想做什么就会不留退路，即使他以后会回台湾，那也是以后的事情。”好友《母老虎》的监制林秉聿说。
这次北上，他也问过包括台湾著名监制李烈的意见。李烈说，“他是一个很乖的人，生活单纯。这对创作者来说不是好的，应该出去磨练看看。”
李烈是因为做了《翻滚吧！阿信》的监制才和林育贤熟起来的，当时她刚做完当年的本土票房王电影《艋舺》。林育贤的拼在一定程度上打动了她—— 听说林育贤因为《六号出口》赔了上千万台币，和那部片的监制黄江丰一起打拼还债，“很勇敢面对失败这件事”，让她愿意帮助他。
其实当时，林育贤想过跑路。“但这样我就三十年不能回台湾。我不甘心，我只是爱做梦，只是梦做太大”。
他开始还债。接一些以前不愿意做的案子，学吴念真做地方电视台的旅游节目。他也开始反省，下一部电影需要团队，不能全靠自己。实际上，台湾电影长期处在手工业制造的模式下。在2005年开始的创投会、包括李烈在内的一批制作人的加入等因素刺激下，台湾电影才逐渐复苏。
再后来，林育贤遇到了李烈，拍了让他电影事业路上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翻滚吧！阿信》。
经历过台湾电影的低潮期，留下来的人大多都有一部心酸血泪史。比如《海角七号》的导演魏德圣，把失业经历写进书里；但林育贤更愿意这样形容自己的奋斗史—他说，相比起“热血”，自己更适合台语里“憨胆”这个形容词，“就是傻傻的，胆子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