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笔_黄昌成 广州报道 摄影_卢慧明
一个人的诗歌节
1月25日晚，广州太古汇，诗人北岛携带着他主编的新书《给孩子的诗》出现在方所书店。诗人黄礼孩将自己新诗集、一本由他出品的诗人肖像漫画，递到当今中国最享有盛名的诗人面前，并指出书里印有北岛的肖像版画。
“我们俩好久不见，”北岛对黄礼孩说，“你的诗歌事务不容易。”
黄礼孩的“诗歌与人·国际诗歌节”自2005年创办以来，已延续了将近10年，连同他的“诗歌与人·诗人奖”（后更名为“诗歌与人·国际诗人奖”），已逐渐赢得国际声誉。
这两个由《诗歌与人》杂志派生出来的项目，没有政府一分钱的财政拨款，完全是靠黄礼孩的工资收入和个人通过其他渠道筹集款项办起来。其独立性，在中国诗歌界无人出其右。
“你一个人的诗歌节，坚持下来，在未来会有更长久的影响。” 2009年，在香港中文大学执教的北岛开始策划“香港国际诗歌之夜”，当然深知举办诗歌活动的艰辛。
他们还提到了去年年底病逝的托马斯·萨拉蒙（Tomaz Salamun）。作为斯洛文尼亚当代最杰出的诗人，萨拉蒙曾出席了2011年香港国际诗歌节，并在2013年获得了黄礼孩颁发的第七届“诗歌与人·国际诗人奖”，当他的死讯传出时，惊动了整个国际诗坛。
黄礼孩在一篇文章中引用了北岛的一句话来评价萨拉蒙：“北岛说过，诗人有两种，一种是圈养的，一种是野生的。萨拉蒙显然是野生的诗人，是激情永不回头的猛兽。”这当然是黄礼孩对萨拉蒙的致敬，也是他对北岛的致敬。
“2011年，我在香港见过萨拉蒙，他后来还来过中国吗？”北岛问。
“我给他颁奖时，他已经来不了，”黄礼孩解释说，“医生不让他来了。”
“他什么病？”
“肺癌。”
“他抽烟吗？”
“好像不抽烟。”
正谈着，当晚活动的主办方过来邀请北岛合个影。 “如果你还想等北岛，我的采访可以另约时间。”看到他和北岛相谈甚欢，我打算将今晚的采访延期。
“今天和北岛聊得挺好，但凡事不要强求，如果真的有机缘，以后肯定可以合作。”黄礼孩说。
后来我跟广州的诗人们说起这个场景，他们都表示这就是黄礼孩风格：很快就可以寻找到和对方对接甚至合作的空间，但是恰到好处从不纠缠，处事漂亮得体。
在过去的10多年时间里，作为诗人的黄礼孩，除了在创作上保持高水准之外，还必须扮演好诗歌编辑和诗歌行动家的角色：每年编辑5期《中西诗歌》、3期以上的《诗歌与人》杂志，颁发一个“诗歌与人·国际诗人奖”。这些事务的大部分工作都是由他一个人包办。“没钱，请不了人，得自己多干一些。”他这样解释自己一个人的坚持。
杜甫死了埋蓑土！
从2013年开始，黄礼孩又给自己的工作加了码：每当新年来临的时候，在广州举办一场新年诗会。这个冲动源于他对童年和新年的美好记忆。他的故乡是广东省徐闻县小苏村，位于中国大陆最南端的雷州半岛之上。那里有着漫长的海岸线，每逢新年，他都要到海边眺望新年的第一缕阳光。
黄礼孩说，“新年来临之际，以诗歌去礼遇新生之光，这是我的一种心愿。”因此，2014年第一届新年诗会的主题是“光芒涌入”，而今年的名字最终被定为 “静与光”。
在新年诗会的合作方、广州图书馆馆长方家忠看来，过去两届新年诗会之所以能获得巨大反响，与黄礼孩有直接关系。广州图书馆提供场地、人手和负责活动的审批申请之外，还给了10万元作为活动经费。
“10万元当然是很少的，”方家忠说，“但你到现场就会发现，这么多大牌诗人、艺术家来捧场，如此漂亮的舞台效果，别人即使是100万也做不出来。”
2015新年诗会以“诗歌与建筑”为主题，除广州重要诗人外，建筑专家、朗诵艺术家、现代舞家、音乐家、设计艺术家都是友情出席的，且舞台布置、朗诵和舞蹈表演，也是黄礼孩找朋友尽量以茶水费的低价钱来帮忙。仿佛在这个时候，大家才会意识到日常生活中的黄礼孩原来是在广州歌舞团工作，认识了一大帮演员、制作人和表演艺术家。其实在此之前的2007年，黄礼孩已经开始每年做新年诗歌朗诵会，只不过，那时都是诗歌圈子内的事，他不去宣传。
“他们都愿意帮诗人，”黄礼孩笑着解释，甚至有一点不好意思，“没办法，诗人是不能成为一个职业，写诗养不活自己。”
“家人得知你要成为一个诗人，难道没有担心、阻止你吗？”我问黄礼孩。2013年上半年，诗人东荡子在接受第八届“诗歌与人·国际诗人奖”时，讲述了他和做木匠的父亲的一次争吵：有一天我颠沛回来，父亲劈头盖脸地问“你到底想干什么”，我脱口而出“我想做诗人”。父亲立马吼道：“杜甫死了埋衰土！”
“我父母并不知道新诗是什么，但他们知道文字是有力量的。”黄礼孩说，“一直以来他们也没有要求我要获得多少财富，要当大老板什么的，能自立是第一。”
不过，在筹办今年的新年诗会时，金钱和财富的确是最为困扰黄礼孩的问题。“经费太少了，演出效果打了折扣。”他不止一次感叹。更加让黄礼孩觉得遗憾的，是新年诗会原定“国际”两字没获批。这让黄礼孩在无可奈何之余，更觉得惋惜：广州在文化上本来就缺乏国际化，这么一个高规格的国际性诗会对广州绝对是加分的。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诗歌甚至是文学都已经隐匿在这个国家的边缘了，但有时候，我们又会觉得诗歌其实挺火的。黄礼孩的新年诗会进行当晚，广州图书馆负一楼的会场也是被围得水泄不通，数不清的朋友都在打黄礼孩的电话，请求他将自己带进会场。
“我觉得广州的文化氛围还是很好的，”黄礼孩自己也承认这点，但另一方面他马上又强调，“诗歌永远都是小众的，它能存在就很好了”。
199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者、爱尔兰诗人谢默斯·希尼说：“某种意义上，诗歌的功效等于零—从来没有一首诗阻止过一辆坦克。但在另一种意义上，它是无限的。”
“诗歌的义工”
为了弥补遗憾，黄礼孩请了更多重量级的嘉宾前来参加新年诗会，其中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诗人吴硕贤教授，广东省作协副主席杨克，物理学家、诗人李淼等等。
近几年来，诗人陈陟云因为工作的关系，已经很少参加诗歌活动了，但当天的新年诗会上，我仍然看到他的身影。他上世纪80年代末在北京大学法律系读书，是海子的同门师弟。2000年他的诗集出版，请黄礼孩作跋。黄礼孩说：“作为一个喜欢诗歌的人，编诗刊，为诗歌作工，只是我们对诗歌的热爱。在诗歌那里，我们是永远的义工。”
“诗歌的义工”这个词深深打动了陈陟云。后来他协助黄礼孩策划出版了《出生地》和《异乡人》两本广东诗人诗选，策划举办了一系列的诗歌活动。“我和海子确实一见如故，就像二十多年后，我和黄礼孩的见面，所以他办的活动我一定要支持。”
姚风和黄礼孩的交往也是如此。2000年左右，尚在澳门警察学校教书的姚风，通过诗人温志峰认识了黄礼孩。10多年来，他们两人的友情因《中西诗歌》而得到延续。
大约在2005年，姚风翻译了葡萄牙诗人安德拉德的诗歌。黄礼孩觉得安德拉德的诗歌非常好，决定将第一届诗歌与人奖颁给他。这让姚风感受到，黄礼孩不但是一个优秀的诗人，而且对诗歌有很好的判断力。
当时，尽管安德拉德在世界诗坛上享有声誉，但国内对他所知甚少，也没有出版社愿意出版他的诗集。此后，黄礼孩决定，由《诗歌与人》为每一个获奖的诗人出版诗集。
在姚风看来，黄礼孩跟安德拉德的诗歌存在“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地方，无论是从形式还是内涵来考察，两个人的诗歌有一种“相同的呼吸”；他坦言自己的诗歌和黄礼孩则风格差别比较大，“但这并不妨碍我和黄礼孩的友情，他是我诗人当中最好的朋友，没有之一。”
在今年的广州新年诗会上，最大牌的国内诗人要数吉狄马加。他除了是副部级高官之外，亦是中国当代具有国际影响的实力派诗人之一。2011年，北岛以嘉宾身份出席由吉狄马加策划的第三届“青海湖国际诗歌节”，是他海外20多年生涯里首次获邀回国参加的官方活动。
黄礼孩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给吉狄马加打了电话，没想到对方一口就答应下来。更让他感动的是，吉狄马加只是以诗人的身份来广州，甚至没跟广东省的官方部门接洽。
“我和吉狄马加先生得以认识，纯粹是因为他作为前辈诗人的热忱。”黄礼孩说。2005年广东举办了第一届诗歌节，当时还是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的吉狄马加也前来参加。在活动间隙，吉狄马加问诗人温远辉：“《诗歌与人》的黄礼孩有没有来？”
之后两人有了交往。有一次吉狄马加来到广州，特别想认识林贤治，想请林吃饭。黄礼孩打电话过去，结果林贤治说：“我一般不跟人在外面吃饭，也不喜欢喝咖啡。如果吉狄马加要来认识我，让他自己来找。”结果吉狄马加就真的带着黄礼孩去花城出版社找林贤治。两人见面后，林贤治对吉狄马加官员身份的有所保留，但阅读了他的新诗之后相谈甚好。
“你见了一个人，必须要有东西可以和他对接。就好像吉狄马加，大家看他是个官员，觉得他有权威性、主流性，可能还有其他有很多看法。但我与他交往，看到的是他诗人的性情，而不是官员的角色。人一简单，交往就轻松。”黄礼孩说，“他每次来广州找我，都是一个人，连秘书也不带，出行都是打的，这让我觉得他某些时候并不把自己当政府高官来看待。”
沙河顶的初心
在黄礼孩以诗人的身份逐渐获得名声之后，诗人圈和文化界曾对他的名字有过多种解读。
“名字如何解读就有如何的暗示，但是它最初的寓意，是家里人给予的：这个孩子是神赐予的礼物。”黄礼孩的故乡有着深厚基督教传统，父母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如今，我们去阅读黄礼孩的一些诗歌，可以从中看到天使的身影或听见赞美诗的声音。
在早期的写作中，黄礼孩不断写到童年。后来他编的书《出生地：广东本土青年诗选》和策划的“诗人重返出生地之旅”都离不开童年的情结。其实早在广州新年诗会获得一片赞叹声之前，从2007年开始，黄礼孩每年农历春节都会回到家乡，组织策划属于小苏村自己的“春节晚会”。
1992年，黄礼孩考入广州艺术学校戏剧创作专业，毕业后分配到广州歌舞团做了一名编剧。这两个单位都在广州沙河顶。即使已经过去20多年了，诗人世宾还记得，那个后来成为自己一辈子朋友的黄礼孩第一次出现在自己面前的样子，“当时他只是带着农村小孩的羞涩和胆怯，带着红土地的淳朴和落后踯躅在沙河顶一带”。
在新诗写作方面，广州一直落后于北京、上海和成都等诗歌重镇。当北岛写出《墓志铭》，并用自己编辑的刊物《今天》将朦胧诗之火撒向全国之时，广州诗坛还是一片沉寂。直到1986年徐敬亚等人在深圳发起了“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冲破当时官方诗歌平台对现代诗民间创作的禁锢时，广州诗坛依然是缺席的。
黄礼孩的青年时期，正是广州先锋诗歌终于从传统的束缚中挣脱出来，特别是江城主编的《面影》的出现，采用了大量的外省诗人的诗歌稿子，把朦胧诗主要是第三代的诗歌潮流引入广东诗坛。广州诗人开始有了自己的语言、思维方式和价值判断。
当时，广州歌舞团分了一间独立宿舍给黄礼孩，那是一栋旧楼的顶楼，有一个小阳台，成为当时广东众诗人的聚集地。在他的一众诗人朋友当中，东荡子善于发言，浪子善于总结，老刀善于争辩，而黄礼孩在这噪杂的声音里，默默地聆听。
成名之后的黄礼孩，将那时的自己定义为“一个贫乏的年轻写作者”。1996年，东荡子有一天到黄礼孩的住处，看了他的诗集，否定了他绝大多数诗歌。
“我一时难以接受，觉得他太苛刻了。”黄礼孩说，“后来，我开始琢磨他对诗歌的一些见解，我意识到自己诗歌中存在的缺陷，自此，开始一种新的诗歌写作。”
在上世纪90年代末，因为江城的个人原因，《面影》走完了它十年的历程。1999年，黄礼孩创办了民刊《诗歌与人》，到现在，这个杂志已经存在了16年，它的影响范围，也远远超出了当年的《面影》。
“最初当主编只是想证明自己有独当一面的能力，想把自己的理想付诸行动，不只是停留在梦想里。”黄礼孩说。
可能连黄礼孩自己都没想到的是，这本小小的刊物后来会派生出更多的事物。例如，成就了“70后诗歌”概念，命名了“中间代写作”“完整性写作”，极大推动了中国女性诗歌写作的进程，还诞生了“诗歌与人奖和诗歌与人国际诗歌节”，还有现在的广州新年诗会。
回忆起当年情景时，黄礼孩会带有一丝惋惜。当年在一起聚会、聊天、互相修改诗句的朋友都四散了：《面影》的主编江城、《中西诗歌》的创办人之一温志峰都已经不再写诗了。
而更让他心疼的，是一直视为师长的东荡子在2013年10月因心脏病去世了，年仅49岁。而在半年之前的5月18日，他才从黄礼孩手中领过了第八届“诗歌与人·国际诗人奖”，他也是首位获得该奖广州本地诗人。
作为一个诗人，东荡子并非一个热衷于某个奖项的人，但他的确对诗歌与人这个奖有渴望。“我一直跟他说别着急，人生如此漫长，以后会颁给他。”黄礼孩说，“2013年，我觉得是时候把奖颁给他了，幸好我没有把时间推迟，，否则这将会是他的遗憾，也是这个奖的遗憾。”
“困顿”
从单位分配的芳村的住宅，到位于天河沙河顶的工作室，黄礼孩每天上班都必须坐很长的一段地铁，而到晚上11时前，他又赶坐最后一班地铁返回住所。
黄礼孩就是在地铁里读完获得第四届“诗歌与人·诗人奖”的女诗人蓝蓝的作品的。他在一篇文章里说：“我必须在杂乱之中读出诗意，在一个字，一个词，一句话中捕捉诗人的异思妙想，就如诗人要在这样的时代、这样的国度上写出优秀诗篇。”
而蓝蓝说，自己在获取这个奖项的时候，私底下有一种儿童般的快乐。在她看来，这个奖只有一个评委，它不可能用金钱和权力来作弊，而要想保持某个有影响的文学奖项的干净，在“我们这个遍地谎言的国度近乎天方夜谭”。
而每当朋友们在黄礼孩面前说起他所策划的活动质量是何等之高时，黄礼孩首先吐出的就是这两个字：“很难。”时间上的紧迫感尚可以忍受，经济上的捉襟见肘就更加让他陷于“困顿”—这个词语，也是黄礼孩一首诗歌的题目。
去年3月黄礼孩将他的“诗歌与人·国际诗人奖”颁发给享有国际声誉的波兰诗人亚当·扎嘎耶夫斯基，并邀请其访华，这是黄礼孩的又一个突破性尝试。
在来广州之前，扎嘎耶夫斯基先去了一趟台北和香港。当他迈出在广州火车东站的站台，看到黄礼孩带着一群人簇拥而来时，瞬间就被一股热情震撼了：接待人员的阵势“堪比兵马俑”。
“欧洲也有类似的活动，我也会参加，也有人接待我们，但接待人员都有报酬。”扎嘎耶夫斯基说，“黄礼孩他们很不一样，他和身边的朋友都是出于对诗歌的热爱在做事情。”
扎嘎耶夫斯基还对“诗歌与人·国际诗歌奖”的非官方背景感到惊奇和敬佩。“一个民间诗歌奖，没有任何官方背景和经济支持，能够走到这一步的确让人敬重。”临离开广州之时，扎嘎耶夫斯基给了自己的诗人同行一个极高的评价，“黄礼孩是一个天使般的人。”
在采访中，我曾经跟他提起过“天使般的人”这句话。黄礼孩有点不好意思地说：“大概是因为我们这次安排得比较好吧。不过真是太难了。”
颁奖典礼的各个环节由始至终主要由黄礼孩和他的朋友包揽，原因之一是他实在没有力量和资源来成立一个专门的运作团队，更重要的原因，是为了捍卫了奖项的纯粹性，尽量避免商业化和行政色彩，他拒绝了一些带有附加条件的资助。
扎嘎耶夫斯基来广州之前，黄礼孩算了一下，奖项奖金、老扎和夫人的来回机票、食宿，大概40万元，他确实拿不出这笔钱。走投无路之下，他一连买了几天彩票。
最后问题还是顺利解决了，当然，不是靠彩票。东荡子生前曾嘱托家人，要对这个奖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他的妹妹吴真珍主动上门，为大奖赞助了5万元奖金；也有地产商愿意为颁奖典礼免费提供场地，且包下了扎嘎耶夫斯基夫妇在广州期间的住宿，还有个别不想透露姓名的朋友的支持，这样黄礼孩多少减轻了自己的负担。
“一谈到诗歌，每一个资本家都是一个柏拉图。”198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诗人布罗茨基的反讽有时也可以理解成对资本的认同。
谁跑得比闪电还快
2003年，也即12年前，当时还是大学中文系学生的我曾与黄礼孩有过一次接触。当年我所在的社团举办了一个诗歌节，邀请了诗人朱子庆马莉夫妇、黄礼孩、世宾等广州诗人出席。
在诗歌节当天晚上，黄礼孩看了我们的节目单，便建议说：“你应该把我和世宾这些人的朗诵排在前面，让朱子庆和马莉他们压轴。”看到我颇为犹豫的样子，他解释说：“朱子庆和马莉的朗诵水平非常高，将他们排在最后，会让整个朗诵会在结束时呈现出一个高潮。”
最后我们采纳了他的建议，朗诵会的效果也超出预期。我也记住了他当晚朗诵的诗歌题目：《谁跑得比闪电还快》——当然，当时的我还没意识到，这会是他迄今为止，最广为传诵的代表作。
这首诗写于2000年，而它开始收获巨大声誉，则是2005年被收入由武汉大学编的“21世纪高等学校通识教育系列教材”，和黄礼孩这个名字一起出现在那本教材的诗人还有：余光中、北岛和海子。
“现在再看这首诗歌，还会有所触动。”将近15年后，黄礼孩再次谈及这首诗歌时，仍像是谈论自己的心爱之物，“这首诗歌我承认它是我的代表作，虽然它不够完美。”
他1994年进入广州歌舞团，负责舞台剧本创作，写这首诗的时候，《诗歌与人》这个刊物也比较简单，他还没那么忙，还能爬一下白云山，喝一下茶，接几个晚会赚外快。
“那首诗像是为现在而写的，成了我现在生活的一个注脚。”黄礼孩坦言自己仍然钟爱“闪电”这个意象，“它意味着必须有能量、有速度和能够照亮身边的事物，而我其实也渴望自己在这三方面有所呈现。写诗编刊物举办诗歌节都必须要有力量，有好的想法就能马上去做，生活就是行动，当然不能像闪电一下子消失了，还要能照亮别人，照亮世界，这闪电其实是内心的闪电。”
如今，黄礼孩为中国诗坛做的事似乎已经足够多了。他在最广泛的层面上团结了中国当代诗人，有些人可能互为对头，但却不妨碍都成为他的朋友，这在喧嚣吵闹的诗歌现场也堪称奇观。而在更为广阔的层面上，很多中国诗人都是通过《诗歌与人》才认识安德拉德、扎嘎耶夫斯基甚至是特罗斯特罗姆，而很多国际诗人，亦是通过黄礼孩的刊物和诗歌奖项，进入到中国诗歌现场中来。
近年来，随着《谁跑得比闪电还快》逐渐在诗坛上流传，黄礼孩的诗歌事物的重要性和稀缺性也逐渐呈现出来。有人将诗歌中那个奔跑的形象看成是黄礼孩自己，并将他称呼为“诗歌界的阿甘”“诗歌的圣徒”。
“这让我的心情很复杂。”他把这种状况说成是自己个人的一个困境：一方面希望能多写好的诗歌，但另一方面做了这么多年的诗歌活动，虽然每天都被跟诗歌相关的事务所纠缠着，又不舍得放弃它。
这个矛盾，当然也只能在写作上排遣出来。他在最近一期《中西诗歌》的卷首语上写道：观想自己的当下，突然悲哀地想到，我终将为自己所热爱的事物所毁灭，比如激情，比如天真，比如写作。
“就好比那天晚上跟北岛见面，说到合作的可能性，我自己还是很期望的，毕竟香港诗歌之夜是一个云集世界大诗人的平台，你可以接触到更多更好的诗歌与诗人。”他总结说，“但这就比较纠结，这跟三岛由纪夫写的《金阁寺》的情况有点类似。”在三岛由纪夫笔下，故事的主人公沟口天生结巴，认为天底下最美的事物就是金阁寺，但故事最后的结局是，他放一把火将金阁寺化为灰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