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_徐佳鸣 香港报道 插图_迢迢
2014年4月1日，愚人节，来自广州的湖北人易从兵带着三只打火机、82毫升酒精、一把折叠刀、一本黄色便签纸、一支黑色原子笔、一张旅游地图，来到了香港。
他没去广东道，那里有内地旅客喜欢的折扣店、星光大道和维多利亚港。也没到曾热衷的集美游轮，飘荡到公海后，在赌桌消耗掉多余的欲念。
此时此刻，无法顾及其他的中年男人易从兵，正着急心中那个大计划：来，就是为了坐监，坐穿为止。
愚人节的“打却”
从深圳罗湖口岸过关，坐东铁线到九龙塘，这是内地旅客最为熟悉的陆路访港线路，向西换乘，滚滚红尘尖沙咀、中环二十分钟即可抵达；向东换乘，黄大仙、牛头角、调景岭，这些充满味道的本土地名标注着一个更真实平常的香港。
易从兵一路向东，来到牛头角道333号的麦当劳，这家半陷于地下的餐厅供应着低至20多港币一份的快餐，和24小时不打烊的店面，易从兵在卫生间写下了那张著名的纸条：
“打却，快给我十万元，我有炸弹，不给就炸了这里。”
按照他的盘算，这张字条将在不伤害职员、不伤害自己、不让警方过度兴奋的情况下，把自己带进监狱，这需要颇高的演技和诸多场外因素配合，创意来自美剧《越狱》（Prison Break），主角迈克（Michael Scofield）为了营救重刑犯哥哥，持枪“抢劫”银行，对空放了三枪，被投入同一间监狱。
易从兵没有剧中的天赋，却也有颇为细致的判断：一般来讲，香港银行内较少设置专职保安，意味着动静不会闹得太大。
果然，出门左转，十几米以外的339到349号，坐落着两间街坊们常去的银行：华侨永亨银行、永隆银行，铺面不大，柜台之外有几个格子间：炒沪港通、炒股、炒人民币。香港的大叔或三三两两进进出出，忙碌又安静。
下午两点多，易从兵站在华侨永亨银行门口，深吸一口气，抬腿进去了，他看到有人排队，没有理会白眼，径直插到了队伍最前面，将攥在手心的纸条从玻璃窗底递了过去。做出这一系列动作之后，他毫无逗留，转身离开了。
永亨银行出纳员张慧贤彼时正在2号窗口工作，她只看到一个身影突然插队，塞进纸条，一切来得太快，她还未从眼前的工作回神，那人就已转身。香港地狭人稠，永亨银行大厅十几平方米见方的大厅，易从兵只停留了三秒，没有讲话。
黑衫黑裤的他，风一般飘走了，留下一头雾水的张慧贤，“以为他叫我帮手丢垃圾，转手就丢到垃圾桶了。”她没有打开那张纸，永亨也没有金钱损失。
心跳加速的易从兵试着平复心情，咂摸着刚才的感觉，没有任何麻烦，他悄悄地走，正如他悄悄地来，挥一挥衣袖，连监控录像都抓不到他的云彩。这可不行啊。
十几分钟后，他复制了第一次的手法，重写一张字条，调整一下呼吸，然后决定这次说点什么。他走进隔壁稍微宽敞的永隆银行大堂，又一次插队，出现在出纳员吴敏慧面前，憋出一句粤语，“俾你既（给你的）”。易从兵早年就读于华南理工大学，毕业后，除了短暂的武汉国企生涯，常年在珠三角生活工作，粤语已到“识听又识讲”的程度。
但还是克制不住想逃的冲动，没等对方答话，易从兵大步流星，离开了让他不舒服的银行。
也许是这三个字的作用，吴敏慧打开了那张字条，看到“打却”并非“打劫”两字，心想“会不会是整蛊啊（恶作剧）”。那天是“愚人节”，面对易的背影，吴没有特别在意，将字条交给了上司。
奇怪的事在奇怪的日子发生，易从兵挑选的这个日期、他写错的字，一年以后，经由香港媒体报道，成为城中槽点，网民在新闻后留言，嘲笑这位前大学生、内地汉和他的简体错别字，竟是这般的“蠢贼”。少有人了解他的心思。
上司接过纸条，很自然地反转到背面，才看到“炸弹”字眼，他们立刻报警。除了迟来的紧张，永隆也没有金钱损失。
易从兵的第一天就这么结束了，他没钱住旅馆，又回到了麦当劳，趴在桌上、躺在长椅上，让脑力重新激荡，也让紧张的神经放松，回放着一幕幕。他的计划算完成了一半，香港警察手里拿着那张字条，绞尽脑汁，这个黑影究竟是何方神圣，用这种创意搞事。
不用等很久，他们就锁定了目标。
第三天，易从兵如法炮制、重现江湖，出现在九龙的另一边，更为本地、古老的社区：深水埗。长久以来，新移民爱在这里落脚，各种肤色的中下阶层人士亦汇集出超过四分之一的贫穷率，这里是香港的腹地，也是他最后一次呼吸自由空气的地方：搞事、被捕于此，被囚禁的荔枝角看押所也在附近。
在深水埗的麦当劳，易从兵写下几乎相同的字条，只是数额改成了一万，之前的“打却”此次写成了“打刧”，他来来回回观察着离地铁口不远、汝州街上的一间中信银行（国际），看起来保安疏松的样子。
下午两点，他鼓起勇气走了进去，把字条递给了3号柜台的陈慧霞出纳员，这一次，他没有插队，也没有立即离开，在那里站足了18秒，被监控录像清楚地拍下全部举动。陈慧霞扫到了“打刧”两字，与易从兵对视，她看到这位中年男人表情紧张极了，面部抽搐、身体发抖。陈慧霞暗中按动了警铃，并按照训练，准备从柜桶里取钱交给易从兵。她悄悄地告诉身旁的同事Mandy，“打劫”。
再转头时，易从兵又像前两次一样，迅速离开了银行，不同的是，他将一张吐有口水的纸巾丢在门口，然后走出街口。路上，看到一批警察奔跑着前往中信方向，也看到了围观的市民聚集，麻烦制造者易从兵没有拦住警察自首，也没有再生事端，悄悄地坐了两站地铁，离开了事发现场。
除了陈慧霞小姐“梗系惊啦（当然害怕啦）”之外，中信也没有金钱损失。
第四天，易从兵身上只剩下100多港币，在香港，这勉强够吃三顿饭。
于是，他又回到了深水埗南昌街，与汝州街事发地百余米转弯之隔，这里有六处街心休憩公园。树荫下、健身设施上，是那个不太体面的香港。蹲着的、横躺的、裸上身的、玩弄脚趾的、“忘形食饭”的，懒散地在这里闲逛。街道的两端，经常有香港警察巡逻、检查证件。
下午4点25分，4559号侦缉警员钟健诚在这里发现了捧着报纸的易从兵，身为“企图行劫罪”通缉犯的他，出现在案发地附近，用他自己的话说，“等于自投罗网”。在香港，抢劫银行是重罪，12到15年是常见的刑期。被控制的易从兵紧接着用粤语回答：“我无钱用，先黎香港打劫银行，我无炸弹系身”。
至此，他的计划完成了：“既不被当成神经病送回内地，也不想让任何人受伤，包括自己，又来到香港的监狱。”
现实的选项
2015年4月21日，在看押所呆了一年多的易从兵出现在香港高等法院33号法庭，嫌疑人易从兵要接受法律的检验。他选择了翻供，讲自己的故事。
按照他的陈述，入监一年来，他的日常劳动是打扫楼梯、送茶水之类。这种规律、乏味、不自由的生活，反而激发出了某种积极的渴望。他想念远在加拿大的儿子，在湖北老家的父亲，他现在不想坐穿牢底了。
他跟香港社会福利署、看押所神职人员、法律援助处人士讲出了自己的想法，他们尊重他的选择，建议他进行更为积极的辩护。
“我还没有听说过世界上有哪个盗贼可以在三秒钟内抢劫一个银行”，庭审现场，着灰色运动囚服、白色软底布鞋的易从兵高声为自己辩护着，并不高大的他弓起身子，摘下黑框眼镜，显出用力的样子，回答之后，如释重负地靠到椅背上，重新把眼镜戴上，面部微微颤抖，面对陪审员、法官、控方律师的检视。
他反复解释着当时的自己正在“压力”之间抉择：他不想给银行职员带来压力，不想给警方带来压力，他从来不是一个暴力的人，他不想侵犯别人也不想被别人侵犯，他想坐牢越快越好，几重矛盾下，他的举动才显得不可理喻。
“压力”与之前的人生际遇有关，他热爱自由，喜读哲学，1980年代末，他离开武汉的国企，下海到广东。1990年7月13日，儿子出生。到1999年，他已经是个小有成就、“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工程师了。已过而立的他选择补习英语，完成加拿大的工程师资格认证，以“技术移民、主申请人”的身份带着妻小远走西方，又考下房地产从业资格证，成为一名地产经纪人。2003年，他与第一任妻子离婚，离开加拿大，回到中国。2006年10月25日，他放弃加国身份，与第二任妻子结婚。2013年1月15日，他与第二任妻子离婚，也很快丢掉了在东莞一家德企的工作，近视、老花、颈椎疼的他已经拼不过子侄辈的职场新力量了。
人生为何如此失败？易从兵在庭上发起天问，他清晰地记着这些日子，一个个节点，一步步向下，他自称性格不是没问题，跟同事关系不是很好，跟儿子的互动也十分有限，后期又学会了赌博，有债在身。
在香港的监狱度过余生，似乎成为可以理解的选项。
香港的规矩
“我在内地这么干，是有生命危险的，分分钟被枪毙”，易从兵在庭上表现出对香港法治文明的向往，他觉得自己对香港“熟”，之前来过十多次，搞事有把握，故在这里迎来新的节点。
但他从未想过硬碰硬，当主控官质问他，“你想坐监，在中信门口为什么不自首”，他的回答是：“警方知道有炸弹这个信息，如果我在那里，他们必然会有压力、会在附近造成混乱。”
这种逻辑自洽推翻了他在警局所做的口供，那时，他承认自己有主观上的意图，在香港，这一点对于罪成至关重要，尤其在第三单中信案中，对方也明显感受到了威胁。在英美法环境下，他的命运掌握在陪审团手中，那7位普通的香港市民，是否相信他的反转。
他需要律师的指引。苏国强，这位法援处指派的辩护律师，首先叫他沉住气，不论控方怎么纠缠，谨慎、简洁作答即可，对于易从兵来说，这是困难的。
“易先生，唔该（麻烦）你答问题好不好”，法官略显严厉地多次提醒道，代表政府的控方廖远明大律师的策略是拿着警方会面记录一条条地质问，证明易的主观故意。比如，三个打火机、一瓶酒精、一把折叠刀会否是潜在的凶器；比如地图上标记的记号，是否是精心踩点的杰作；易从兵写错的字，是无心还是有意；他的债务，更让他显得可疑。
这种位置及出发点的不同，也在香港的舆论上有所体现，持双程证（港澳通行证）来港打劫、写错字、愚人节，颓唐的易从兵成为这座经历阵痛城市需要的笑料。
旧的压力还未消除，新的接踵而至，面对质疑，易很快就显得不耐烦起来，他至少两次引经据典为自己的逻辑辩解，一次是《罗生门》，他说控方掌握的永亨、永隆之间的顺序是错的，视频监控录像的时间也是错的，这件事，已经没有人说得清楚。
另一次出现在审判第六天，甫一开庭，就要求宣讲一段话。原来是他手抄的一段甘地关于非暴力思想的阐释：“没有人能够知道全部真相。我们必须接受这样的可能性，即在事情过后我们发现自己是错误的。”
以务实的角度看，这些话语出现在质问的环节，显得多余且不合时宜，律师的建议是“不需要分享”。易从兵绝望地嘟囔了一句，“什么时候才能折磨完我”。
接下来，常在现场听到如下的对话，他焦虑又极好面子地应对着：
“我认为控方这个问题有问题，what is the question？（问题是什么）”、 “我认为控方讲话语言逻辑有问题，我是在内地受的语文教育”。
“在香港就用香港的规矩”，法官忍不住打断了他，也忍不住提醒他慢点，等等身旁的翻译员，易从兵举起双手，示意抱歉，说了句“sorry”。
他用这种消极的方式对抗着压力，其实他的逻辑很简单，之前跟警察说过不少假话，是为了配合自己的剧本。
这样进行若干回合之后，易从兵突然提出严重的程序问题：“警方宣布我个人权利时，印象中我有向几位或某位阿Sir提过我可不可以有律师，但最后结果大家都看到了，在所有口供录像中，我都没有律师没有翻译，大家有兴趣可以看到每一份口供最前面的那一段”。
“有什么问题，对不起”，机警的法官听出了问题的严重性。
易从兵说：“比如以这一份来讲，第五行，警察问我，你明不明白以上9点全部的权利。大家看看我的回答是什么，我说的是我知道，我回答的不是我明白，知道在英语里是know，明白在英语里是understand。What’s the difference, everybody know, right?（区别是什么，每个人都应该知道）”。
他双手向前一摊，用脚蹬开旋转座椅，像出了口气一般。当着陪审团的面，他将呈堂证供的合法性铲除，在英美法系，这样的审判被视为相当不理想，陪审团将被解散，法院将宣布择期重审。
辩护律师也被打了个措手不及，这样不按套路出牌，使得他们的信任关系出现变化，随后苏国强表示不再担任本案的辩护律师。
控方律师摘下银色发套和白色的领结，放到精致的铁罐内，一切显得从容不迫，他走到法庭门口的自动贩卖机前，投下一瓶柠檬茶，微笑着说，“想玩程序，玩咯”。
易从兵再一次回到了看押所。一年多来，除了律师和记者，没有人来看望过他。易从兵对人生开始了另一个计划， “我出去后可能也出一本书，然后在里面也认识了三教九流各种人，有些还是老板，以后说不定一起做做生意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