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笔_曾园 广州报道
2014年也许可以说是“中国大妈”年，这个庞大群体之前很难用一个词来界定，但在2013年“中国大妈”与华尔街金融大鳄对赌黄金之后，“Dama”成为《华尔街日报》文章里的一个单词。这个群体此后被发现在泰国机场晒内衣，在法国卢浮宫和俄罗斯红场仍然坚持跳广场舞。随后，“大妈”成为了解答复杂社会问题时顺手的工具。
围绕“广场舞”的论战几乎穷尽了中国可以涉及到的种种主题。
2015年，香港中文大学硕士生王芊霓的论文《污名与冲突：时代夹缝中的广场舞》发表，她将跳广场舞的“大妈”定义为 “中国第一代孤独母亲”，这一见解迅速瓦解了大妈被妖魔化的固有形象。
在王芊霓的描述中，这些“第一代孤独母亲”因为计划生育政策，她们可能刚刚步入中年，就要开始面临独自一人在家的境况，她们的丈夫许多都去了收入更高的外地工作，孩子也从高中甚至初中起就到“教育更发达”的地区就读，更不用提年长的已经上大学和迁居外地成家立业的情况。现有家庭关系中这些变化造成的孤独，都促成了她们对一种替代性的社会关系的诉求。女人们因为被广场舞这样新的团体接纳而获得情感支持，她们也可以更积极地面对家人孩子的迁居、老龄化，还有问题婚姻等造成的种种挑战。
广场舞成为大妈们疗愈孤独的一种方式，正如一种 “心灵按摩”。王芊霓甚至建议人们调整思路与行为，比如在香港，有一些老人不满在公园唱歌受到管制而拉起横幅抗议，有年轻人为他们写歌表达支持。
王芊霓这篇英文论文，被收录到英文维基里，“Guangchangwu”或“Square dancing (China)”条目下，而耐人寻味的是，维基中文“广场舞”条目下的内容少得与其新闻热度不大相称，20条所谓的“参考文献”中，负面内容远远多于正面内容。
第三个题
“刚来读Mphil（硕士）的时候想了两个题目，一个是内地藏班学生返藏后的身份认同变迁，一个是公务员新人的办公室政治。为了做前一个，2013寒假去了趟拉萨，发现藏语不通不太可行；最后开题迫在眉睫，交的后一个，其实写得挺烂。” 2013年初，香港中文大学硕士生的王芊霓，为选择论文写作题目沮丧极了。
她出生于河南非省会城市中学老师家庭，2005年就读重庆西南大学新闻系。2011年就读于香港中文大学，专业是中国研究。2012年毕业后她又成为人类学研究型硕士生。
开题报告时，王芊霓特别紧张心虚，但硬撑着说自己的题目“很有意思”，谁知话音未落，有位教授就斩钉截铁说，“It’s not fascinating at all（它完全不吸引人）！这有什么可研究的……”
“后面说的我也没记住，脑子很懵。这个事儿一直印象深刻，可能一这是自己读书以来第一次在智识上被否定，是前所未有；二是非常没有面子，当时大家都刚入学，互相也不了解，这位教授这么斩钉截铁一说，自己的自信心真是被打击得不行。
2013年4月，她找到了“广场舞”这个题目，得到了教授们的认可，首先广场舞的研究并不是很多人做过，另外，导师们认为她8年的跳舞经验，恰好可以成为一个被受访者欢迎和支持的研究者。
“现在是觉得要感谢那个当众否定过我的教授，可能没有她当时那么狠的一个否定，我也不会去换题。”研究时间有四五个月，加上田野回访近半年。王芊霓考察了居民区附近的三个队，以及一个农村团队和城市中心广场团队。
“以前觉得广场舞完全是中国特色的，是中国独有的，也曾经觉得在广场上跳舞的人都还挺疯狂的。后来自己也跳了，但肯定不会跳有些‘很丑’的动作。”
跳广场舞的女性被大家说得非常多，但近距离观察却并不容易。首先人类学研究要求王芊霓以旁观者的身份参与到广场舞团队中。
大妈不好搞
王芊霓一篇文章题目是《从暗灰到粉红》，记录下她听到过众人对某个广场舞者的评论：“她呀，跳了很长时间了，不过以前跳交谊舞，后来从舞场里让老公拉出来打起来啦。来这儿跳就没事儿。”还有一小撮阿姨议论她，“动作轻飘飘和甩头发是为了勾引男观众”。好意的恭维也有，“像小女孩儿似地谈论，哪个男观众又来看谁跳舞了。看到她们谈论起来这些问题愉悦和害羞的神情，你会发现，她们和年轻女性没有什么不同，荷尔蒙还在起作用。”
研究者要懂得这个群体的语言，这是第一步。深入到这个群体之后，然后要有时间的沉淀，甚至要变成这个群体中有机的一部分，这才叫做参与。但研究者和别的参与者的不同点在于，研究者时刻需要外来者的视角，通过这种观察拿到一些数据，筛选、归纳、提炼，最后形成报告。
但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2013年7月，王芊霓进入到一个广场舞队里面。“其中一个领队大姐让我去帮她排一下队形。当时有个阿姨个子非常高，整个队形里面她站在那个位置可能就会有点突兀，我就把她的位置调整了一下。这个阿姨当时就立马拉长了脸，非常生气，直接离开了。”
王芊霓这才发现自己并不了解广场舞对她们来讲意味着什么。“后来我专门去买了一些水果，打电话去她家里，登门拜访了她一次，表达了歉意。”
此后王芊霓在这个队里，选择做一些后勤工作和服务性的工作，比如拍照、摄像、修电脑。
人类学家通常尝试要去规避掉先入为主的成见，或者拿一种模型或者理论去生搬硬套，而是强调从田野中、从数据中提炼出非常有解释力的概念。
对大多数人来说，广场舞大妈的形象是一种约定俗成的笑料。“以前的想法就是这些人是‘受害者’，因为太个体化了，她们不得不寻找一个集体去重新依附。这是我之前的一个预设，后来我摒弃了对理论的依赖，更注重对田野材料的归纳，我在和她们的接触中也否定了‘受害者’的预设。”
我们印象中这是些大嗓门儿、有些发福、不再性感的中老年女性，在王芊霓的视角中，这完全不是一个影影绰绰的、不值得关注的、无价值的群体。外面社会有的竞争、温情、愉悦、痛苦，在此肝胆俱全。比如说，舞蹈队的领队往往由城市居民担任，但也有普通舞者与“富婆”成为好友，农村舞者被全然接纳的例子。
王芊霓的论文发表后，被几位广场舞阿姨称赞。她们在qq群里留言，说看了研究，“没想到分析得挺透彻。”
答辩委员会的一位教授也写下评论：“为论文鼓掌”，外审教授也写道论文原创性、重要性、可读性方面都是“excellent”。香港中文大学教授Teresa Kuan在给《南都周刊》记者的邮件中说：“是的，我惊讶于王的研究在内地媒体中吸引了积极的关注。人类学家往往都对太阳底下的所有事情发表着观点，但是并不是太多人类学家受到媒体关注，因为对于这个没有耐心的世界来说，我们的解释往往太长太复杂。因此，她的研究得到关注是一件美好的事情。”
王芊霓现居芬兰赫尔辛基，享受着做饭、跳舞、写作的日子。她在芬兰健身房里参与sh’bam—跟着任何歌曲都可以编一个简单的舞蹈表达情绪—觉得和中国的广场舞异曲同工，差异就是这边对舞姿是否好看没有那么看重，她在这里也跳了以前肯定不会跳得“很丑”的动作。经历过这个过程后，她对广场舞是中国特有还是“具有全球性”有了更复杂的认识。
南都周刊 × 王芊霓
没有人应该被责备
南都周刊：在香港这个中西文化交汇的地方读书，是否也给你了一个外人的视角？
王芊霓：这是一定的，一方面是专业的影响，因为不少人类学关于中国的研究都是由美欧等地的研究者写的，他们自然而然地带着一种他者的眼光来看待中国。另一方面，香港这个地方确实给了我一种外人的视角。但是,这让我对内地的问题更有研究兴趣。
我也发现，人类学的思维和叙述方式是一种非常好的对人“再洗脑”的方式，这里“洗脑”是个中性词，因为其实每个人的成长中都在被“洗脑”，人类学的魅力在于它可能会解构一切你之前根深蒂固的思想和理念，让人对世界和周遭都有了一个全新的更加开放的态度，这点上，我受我的导师Teresa Kuan启发很大。
南都周刊：你的观察与叙述有一种似乎与你的年龄不相配的犀利感，是从学习中获得的吗？
王芊霓：我在生活中的确常常带着“人类学”的职业病去思考。我算一个敏感的人，比较容易捕捉到一些细节，牛津大学人类学系的项飚老师说过一段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不用惧怕情绪上的敏感，让你觉得很糟糕的情绪体验，可能往往是很好的研究契机。”
南都周刊：在普通人看来，你是在为大妈“辩护”，是这样吗？
王芊霓：我已经受到过这样的质疑，大概意思是说，你这种研究方法难道就是大妈们说什么就写什么吗？其实第一，我当然不是在复述我的报告人的原话，在田野调查中我肯定要记笔记，录音，回去筛选对研究问题有直接关系的田野材料，对它们进行分类、编码，找出联系、相关性等等，去回应我在研究之前提出的研究问题。其实还是一个非常考验耐心、逻辑性的过程。
在已有媒体报导比较欠缺广场舞者自己声音的情况下，我才在研究中强调“跳广场舞参与者本身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样一个研究问题。我很难不设身处地地理解她们。我记得Teresa 对我说过，“对你的研究者充满同情没有错。”这句话给了我坚持自己的勇气。
南都周刊：“大妈”形象在你的笔下已经呼之欲出了。但如果用你的设身处地的研究方法，是否可以说，那些让“大妈”蒙受“污名”的人，自己也处于可悲的地位，至少在认知上处于狭隘的位置，而且正如大妈受到奚落，他们也受到了噪音的骚扰。所以现在的争议是一个困局吗？
王芊霓：没有绝对的对与错，黑与白。没有人是要被责备的，每个人都不容易，要面对自己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问题和挑战，照顾好自己已经实属不易，这对利益各方都是如此。
几乎所有的人类学研究都有着“为弱者发声”的政治色彩。如果这种发声，又变成了矫枉过正，变成了对站在“大妈”对立面的另一类人的批判，那绝不是我研究的目的。
我的硕士论文从完成田野调查到写作阶段，大概一年半的时间，所有的争议，网络上的评论，舆论中的权力关系是伴随着我的论文写作的，我不得不与这种现实对话，从网络中观察出一种大众的态度和这背后的逻辑。我的论文对“大妈”是理解，对“主流话语”也是同样抱着理解的态度，因为这背后就是中国自己的历史，我的任务只不过是尽量把前因后果说清楚，沿着学术的脉络，现实的脉络，看到或许被处在争执中的利益相关者们忽略的问题。
南都周刊：恰好是这经历了“文革”的一代人，在80、90年代时在舞厅跳交谊舞，在广场上跳迪斯科，那时他们还年轻，并遭到了当时老辈人的批评。而当他们老了，又开始在广场上跳广场舞。这是为什么呢？在这一代人之后，广场舞是否还会继续存在？
王芊霓：与其说是唤起了对“文革”时代的记忆，倒不如说是唤起了对年轻时代的回忆，对青春的缅怀。我还是认为社交性和对群体的归属感是人类永恒的重要诉求，说它就完全出自集体主义的复活有失偏颇。还是那句话，现在跳广场舞的人群的复杂性不容忽视，也就是说，其中有些人年轻时候也跳过舞，但是第一次参与这种集体形式的舞蹈的也不乏其人。
关于广场舞是否会继续存在，还需要更多的研究去回答。不过，我可以举一个小例子。在我研究期间，有一位参与广场舞的男士，他37岁，当我问他开始跳这个舞的时候是否觉得不好意思，他说，确实非常不好意思。他还记忆犹新刚开始学的时候，和一个阿姨跳了个脸对脸，只有一米距离，那时候人还很多，他说自己当时非常不好意思，结果那位阿姨哈哈大笑了。正是这哈哈一笑，陌生人之间的距离和防备可能一下子就消失了，后来这位男士继续跳广场舞，他虽然不像其他女性一样更容易建立一种姐妹友谊，但他至少在冷漠的社会大环境中找到了一个有着温情的小环境。我讲这个例子的意思是，广场舞的社会功能不只是满足特定的某一代人，所以如果我们的社会还有这样的需求，那么广场舞就有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当然，这个形式本身也会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
南都周刊：为何那么牢不可破的主流话语在你的论文后出现软化？原因是否在于大妈不会为自己辩解（她们在外人看来其实是沉默的）？
王芊霓：上年纪的人首先有自己的世界。一方面，她们被塑造成大嗓门很聒噪的形象；一方面，她们可能确实是不掌握话语权的一群人。她们在日常生活中倒不一定沉默，她们有自己的圈子，并且自得其乐、呼朋引伴。针对现实中面对面的一些消极意味的词汇，她们常常是会把自己的不满表达出来的，比如有次现场有几个男性观众对她们的舞姿、身材、胖瘦评头论足，声音太大被听见，那个组织的阿姨就专门走过去请他们注意自己的言语。另一面，从是否掌握话语权层面来讲，她们是不占优势的。年轻人不太去倾听她们的声音，媒体关注她们也是用“大妈”标签同一化他者化。我在2014年5月回访的时候，有几个阿姨笑着问我说：“你看我们像大妈吗？”她话里其实当然是有不满，但是也无可奈何，只能选择一笑置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