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_胡雯雯
清点完装有184件乐器、重达10859公斤的黑箱子，在来往旅客的好奇目光中，一个上百人的美国团队步出北京首都机场。须发银白，肩挎相机的76岁低音提琴手耐尔·科尼低声对同事说：“三十多年前费城交响乐团第一次来时，我看到什么都想拍。可今天你看，北京跟东京、纽约有什么不同？”
被誉为“世界十大交响乐团”之一的费城交响乐团，于2012年5月末到达北京，这已经是它第七次正式来华巡演。这个创立于1900年的乐团，一向以精湛水准和饱满灿烂的“费城之声”享誉世界乐坛。而对中国人来说，它还有另一个特殊身份：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来华演奏的西方交响乐团。
1971年，为了给中美破冰铺平道路，基辛格秘密访华，与周恩来等人商榷中美建交的事宜。在此之前，费城交响乐团的音乐总监尤金·奥曼迪曾给尼克松写过一封信，建议他将乐团送去中国访问演出，作为一份友好的礼物。
“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音乐事件。”基辛格后来回忆说，“当时我们双方一致认为，由世界上最杰出交响乐团之一到中国的访问演出，展现出我们之间关系的突破性进展。”
你猜不出他们在想什么
事实上，费城交响乐团与中国的交情由来已久。1940年，它就曾在美国举办慈善演出，将所得收入捐给中国。而乐团指挥，出生于东欧、后来移民美国的尤金·奥曼迪在二战中以鲜明的政治立场支持中国，并在澳洲指挥过一场声援中国的音乐会。这两件事，为乐团成为友谊大使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第二年，中美两国发表了《中美联合公报》，两国交往的大门终于打开，费城的访华演奏也提上了议程。但演奏曲目的定夺，却让他们伤透了脑筋。
奥曼迪推荐了很多曲目，但只有“适合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曲子才能通过审核。首先，作为一位终身抵抗强权、追求自由的音乐大师，贝多芬的曲目是一定会有的，但原本乐团选好的《命运交响曲》，最后因为江青的干预，临时被改成了《田园交响曲》；中国的本土音乐不能缺席，最后定下的是钢琴协奏曲《黄河》，由殷承宗担任钢琴独奏。施特劳斯的圆舞曲居然也入选了，真是让美国音乐家们不解，他们猜想，也许是作品本身的魅力，足以盖过它所代表的腐朽宫廷生活吧。
在去中国前，乐团成员都打了霍乱疫苗，并带上了足够的矿泉水和卫生纸。飞行路线颇为曲折：先从费城飞往檀香山，住一夜后，飞往东京，然后再到上海，最后在北京落地。一出机场，低音提琴手科尼有点惊诧：“机场非常小，我们是仅有的一架飞机，四周黑得连跑道也看不清。”他跟同事们低声讨论，为什么不加点照明。有人推测说，可能是怕光亮暴露战略目标，引来轰炸。“那时我才突然发觉，自己真的到了中国。”
乐手们被安排进了旅馆房间，每个人的门上都用英文和中文写着名字。尽管房间里的家具数目屈指可数，但这已经是等级最高的了。走廊上站满了紧张的服务生。他们不会跟乐手们有正面接触，但房间的热水壶时时刻刻都是满的。
在上海，接待的官员们本来已经安排好，让乐团参观建党纪念碑和工业展，但他们惊讶地发现，这群老外更喜欢逛街。小提琴手帕斯卡拉走在街上，忽然听到一栋建筑里传来小提琴声，他冲上楼梯，发现是个练琴的学生，这让其很惊讶，在这个封闭的国家里，竟然有一个家庭秘密培养自己的孩子练习小提琴。那天，帕斯卡拉为满脸惊奇的小男孩指导了一个小时。
乐团也和中国的同行进行了交流。在一座窗子嘎嘎作响的旧水泥楼里，奥曼迪第一次听到了中央乐团的演奏。乐手们拿的是缺损和粘补过的乐器，对着十几年前手抄乐谱。指挥李德伦已经尽了全力，但他们演奏的贝多芬，基本上让人听不出来。其实，这些乐手们已经在煤矿和农田劳动了好几年，直到几个月前才被召回来，重新拿起西洋乐器。
李德伦鞠了个躬，请奥曼迪接手。奥曼迪对着紧张的乐手们微笑了一下，举起了指挥棒。渐渐地，琴弓都落到了该落的位置，巴松管也找着了调。重新找回乐感的中国乐手们，跟西方同行热烈地交流起来。
第一次来华演出，由于政治背景的特殊性，演出的听众大多是官员和跟政府关系密切的人。低音提琴手科尼回忆：“你只能感受到，那上千人的炯炯目光就好像来自一个人，而你完全猜不出他们在想什么。”
中国伸来的橄榄枝
此后，费城交响乐团多次来到中国，1993年，由指挥萨瓦利什领队，费城交响乐团成为第一个走进中国人民大会堂的西方交响乐团。之后，它在上海的体育馆里也进行了演出，当时用的扩音喇叭让音效大打折扣，结果引发了上海十多位著名音乐家的联名上书。1994年，上海东方艺术中心落成。1996年和2001年，萨瓦利什带领着乐团再次来华。
2008年，为纪念乐团首次访华35周年，并庆祝中美建交30周年，费城交响乐团再次来中国巡演。但接下来的2011年对费交是不平静的一年，拥有111年历史的费城交响乐团在这一年申请破产保护，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宣布破产的顶级乐团，对乐团可谓致命打击。
费城交响乐团在1996年和2004年的两次罢工后，人力成本已经剧增。经济大萧条使得融资和赞助减少了40%，票房收入也减少了14%，上座率仅仅为65%。高昂的场租费和员工福利支出，让它的现金流严重短缺。而乐团管理层内部也一直不太平：早在2001年，乐团董事长、总经理和音乐总监的位置就处于空缺状态。尽管在2009年12月，乐团聘请了经验丰富的乐团经理人艾莉森为总经理，但她也无力回天。
费城交响乐团的遭遇，引发了前所未有的关注，许多关注音乐的团体和个人开始向它提供资助，联系机会。更难得的是，乐团成员并没有树倒猢狲散，而是留了下来。这时，遥远的中国再次伸来橄榄枝。
2011年9月，北京国家大剧院与费城交响乐团在美国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商定将从2012年5月开始五年的持续性合作，包括每年三周在中国的巡演。同时，乐团也获得了“轩尼诗李察干邑”等品牌的资助。
“这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交响乐团，能够在一个国家一年里面拿出这么多的时间做常驻表演。”乐团CEO艾莉森说。2012年4月，在即将出发前往中国前，她高兴地对外宣布，乐团已经偿清了债务，顺利渡过了危机，而他们从中国得到的机会，在关键的时刻拯救了这个乐团。
与三十年的“政治演出”不同，曾经只有特权阶层才能欣赏到的交响乐，如今已经成为一个大众化的娱乐，观众只要买得起票，就能欣赏到以前的敏感曲目。
在首席小提琴手金大卫看来，中国的现阶段的古典乐发展，跟二三十年前的日本很类似，在今天的中国，每年都有大量大型音乐厅完工，世界级交响乐团纷纷造访，“可以看出，这是这个国家发展古典音乐的黄金时期”，金大卫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