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_顾文豪
按照亚里士多德关于悲剧的定义，悲剧的主人公具有某种程度的、可进行自由选择的可能性，他必须通过自己的道德状况来为自己的命运进行辩解，抑或对它进行辩解，而其道德状况并非十全十美，也非一无是处，其中有某种特定的错误使得这份错误与命运一起导致了个体的毁灭。由此使得所有见证主人公悲惨命运的观众在观看的同时产生某种愉悦感，因此也会出现负罪感。
然而章诒和的《杨氏女》并未令读者产生某种程度的负罪感。杨芬芳青梅竹马的恋情在军官及其象征的都市生活的浮华中被葬送，而日后回到老家，寂寞难耐，夜夜与人厮混，终致酿出惨剧。而这一切并未完结，身陷囹圄，照旧与指导员发生奸情。这个女子的故事似乎永远循着欲望的线索展开。并非她逗引欲望，而是欲望牵引着她。换句话说，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欲望”假借着杨芬芳的躯壳四处游走肆虐的故事，抑或事故。
我们当然深知欲望在人的行为中所起到的有时甚至决定性的作用。然而在章诒和的书写中，作为故事主体的杨氏女其实早已隐身遁形，即便不乏对其俏丽容颜丰满肉体的细密勾勒，但恰恰是这种颇能唤起读者膨胀的笔触，将一个复杂暧昧的杨氏女脱水成了一具肉感丰盈的充气娃娃。充气娃娃自然是无法与置于身体之中的欲望对话乃至博弈的。章诒和似乎有意让我们在耸动的故事中仅仅获取耸动的体验，欲望好比坐着高铁在人的内心与行为中畅行无阻，而不去究问欲望的形成与最终的举动之间究竟有多么复杂的互动，遑论外部的现实生活是否能介入其中。充斥我们双眼的不是一个女子如何一步步被欲望裹挟、侵入、击败的故事，反倒是身体的各个器官摆荡招摇的一部感官回忆录。
是的，生活或如章诒和所言“它处处吊诡，毫无逻辑。一路奔来，都是偶然无序，一路下去，都是跌撞坎坷，几个人能躲过支离破碎的命运”。但文学所要全力以赴的不就是展开、剖析和思索这“处处吊诡、毫无逻辑”的生活面向吗？正在此处，章诒和标举的女性犯罪小说徒然剩下女性和犯罪，而背离了至关重要的对于非诗性的审视的小说特性。在生命的决定性时刻，具体的、日常的、非诗性的、反逻辑的意识占据了怎样的位置，如同托尔斯泰对于安娜·卡列尼娜自杀前数小时纷繁稠密的混乱意识的细致呈现。
《杨氏女》或许成功激起了读者的快感，却无法如亚里士多德要求的那般深入探讨个体的某个错误和整个命运的关系，至多获致生活的真实阴郁本来如此的廉价阐释。一个谋求打道德擦边球的情爱故事，最终唤起的并非读者的负罪感，而是欲望释放之后的道德的惰性与无力。
遗憾理由
作者似乎有意让我们在耸动的故事中获取耸动的体验，欲望好比坐着高铁在人的内心与行为中畅行无阻，而不去究问欲望的形成与最终的举动之间，究竟有多么复杂的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