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_朱白
卡佛在文论部分最有贡献的，是诸如“才华横溢的作家有一些；毫无才华的据我所知是没有的。至于一个作家能否有独特、确切的观察事物的方式，并找到恰当的语境把这一方式表达出来，则又当别论”（《论写作》）这些见识，并用他自己的方式在小说中实现了这些见识，而不是他的那些粗糙且过度自信的判断，如“我总是被传统讲故事方式所吸引：现实一层一层地打开，一层比一层丰富……最后，我不太感兴趣的是：突然暴露真相，薄弱的人物，只讲方法和技巧的故事……”（《与我有关的一切》）
作家在谈到自己受其影响的前辈作家时，总会流露出一丝狡黠。譬如在《火》中，他称：“很久以来我一直喜爱海明威的长篇和短篇小说，但我也认为劳伦斯·杜瑞尔作品的语言功夫独出心裁……对我生活及写作影响最大的，无论直接还是间接，是我的两个孩子。”这种小聪明除了混淆视听，还有意思就是对前辈只是喜欢，所谓创造性皆来源于自己。包括他的其他文论，谈及写作时总有一股不自信之后忽变自信甚至膨胀，但终归难掩不自信的仓促感。
卡佛的气质性变化更突出地反映在他成名之后的文字里。这种成名不仅是成为名副其实的优秀小说家，更是成为名流。他的极简、克制、冷峻也在此后被打了折扣，反而出现繁冗碎片式的内容和形式。《与我有关的一切》里这种繁冗和拖沓可见一斑。
约翰·巴思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纽约时报书评》上谈及“极简主义”时说，“极简主义也是针对美国商业和政治广告无法避免的夸张的反对”，那些卡佛成名后的这些文论性文字不正是以一种广告的内容来背叛极简主义吗？对《需要时，就给我电话》的失望，不是因为卡佛背离了什么极简主义，而是他失去了曾经给他的读者带来愉悦的诸如冷峻、坚硬、精确这些优质之处。
《需要时，就给我电话》除了所选的小说依然有卡佛的特色，但其他文字却结结实实地暴露了这位独树一帜的小说家的短板和矫饰。卡佛在一篇书评里说——“难道没有一个非常喜欢这位作者、而这作者也爱他和信任他的人，可以跟他坐下来，告诉他这部七零八碎拼凑起来的作品集什么是好的，甚至是妙的，什么是轻飘飘、平庸和愚蠢的东西，最好不要拿出来，或就留在笔记本里？”而这部作品集是卡佛第二任妻子苔丝在卡佛死后编辑出版的，当然也就没法与卡佛坐下来商量了。
遗憾理由
这不是卡佛，或者说这不是卡佛多年读者眼中的那个卡佛。极简，变成了繁琐；冷峻坚硬，变成了蹩脚的吹捧；羞涩内敛，变成了自信肆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