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_黄奕潆（台湾）
去年11月10日，《少年派的奇幻漂流》首次在李安的故乡公开放映。近九百张票，15分钟内迅速售罄，在台湾才停留两三天的李安，在放映前到达戏院和观众打声招呼，他说的第一句话是：“咦，这家戏院还在？好怀念。”
对将近三十年没在台北看电影的李安来说，这家位处西门町的电影院，像是带点陌生的久违故友一般，即便匆忙来去，也得打声招呼。因为，李安的电影梦，就是在离开西门町后筑起的。
梦开始的地方
1970年代，考上“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影剧科的李安时常跑到西门町看艺术电影，他看的第一部艺术电影就是英格玛·伯格曼（Ingmar Bergman）的《处女之泉》（The Virgin Spring）。接连几部艺术电影轰得他“久久不省人事”，但也让他“感觉到导演的存在，意识到艺术电影的力量”。
现已改制为台湾艺术大学的“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位在新北市板桥区，只稍过个桥，就到达西门町，因此李安在艺专读书时，可沉浸在西门町的电影世界中。对许多观光客来说，西门町像是个次文化集结地一般，充满年轻人爱好的商品物事，但对台北的文艺青年来说，西门町一直是电影圣地，即便不论每年金马影展洋洋洒洒的世界电影片单滋养了他们的心灵，让他们定期来此朝圣，平日的西门町就已聚集众多电影院，播放各样电影，供电影爱好者选择。
西门町位于台北城的西门外，在日本殖民时期，还是一片荒凉土地，十九世纪末，日本人决定仿效东京浅草区，将这里开辟成休闲商业区。1930年代，台湾吹起一股新文化运动风潮，从音乐到戏剧，都繁花似锦绽开在这块土地上，民众对于休闲娱乐需求攀高，于是在文人雅士等中产阶级聚集的西门町，也开启了一家又一家的戏院，形成台北的电影街，至今仍然不变。
这里孕育了许多世代台湾电影导演的梦，自然包含李安。而后，他制作了第一部短片《星期六下午的懒散》。这部十八分钟的黑白短片，灵感来自于余光中短篇小说《焚鹤人》，描述一位画家写生时看到白鹭鸶飞翔天空的自在，于是想作个鹭鸶形状的风筝，但试了几次都飞不起来，“我想表达艺术家面临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落差和挣扎，我当时也有这种心情，对电影既充满向往又不明所以。”李安在《十年一觉电影梦》中如此描述。这部短片后来让他申请上了纽约大学电影系，他的电影路也从此开通。
另起炉灶
然而，对当时的“国立艺专”而言，拍电影是种奢侈，仅能让技术组的成员在毕业前摸一下十六厘米摄影机，不是技术组的李安，于是，转向父亲借了钱，买了个超八厘米的摄影机，如此才能完成《星期六下午的懒散》这部短片。而这也是李安的父亲李升送给他的唯一和电影相关的礼物，李升从不赞成李安拍电影，即使李安成名后，仍期盼他能放下导演筒、执起教鞭，当个戏剧系的教授。
熟悉李安故事的人都知道，这个重视教育的校长父亲，深深影响着他的言行举止和待人处世，更左右了他的电影创作。
李家祖籍是江西德安，祖父李宾雁曾被地方县官欺负，决心将儿子李升送进洋学堂，日后走入仕途、当官庇荫家族。李升也很争气，一路读到大学，对日抗战胜利后，返回故乡，以年仅28岁之龄当上江西崇仁县县长，后调任教育部主任秘书。1950年，他辗转来到台湾，从此不停在台湾岛内迁居、从事教职，从嘉义、屏东、台东到花莲，最后终于在台南定居。而李安，便在李升在屏东教书时，于潮州镇出生。
屏东县位于台湾最南方，亦即魏德圣拍摄《海角七号》的所在地，如这电影所述，这个国境之南拥有包含原住民、河洛、客家等族群，文化多样。而潮州镇位处屏东中央，是该县第二大市街。清雍正四年（1726），广东省潮州府住民横渡台湾海峡来到这里，开垦拓荒，所以此地原名为“潮庄”，并承袭潮州原有的信仰和文化，聚落以潮州三山国王庙为奉祠中心。
李安是李家第三个小孩，却是长子，李升相当兴奋，百感交集：“李家终于有后了。”当年李升来到台湾，在嘉义教书时，便得到来自家乡的信息：李家被打为黑五类，李升父母皆被枪毙。李安祖父李宾雁临终前托人带话给李升：“老家全完了，你在海外另起炉灶。”李安自然成为李升的寄托，为其命名为“安”，取江西德安之意，但也是李升来台搭乘轮船“云安号”之名。
在潮州这个热带城镇呱呱落地，还没真正感受到南方风情，七个月大的李安便随着父亲调任台东，仅居住一年多，又往北搬迁到花莲，在这个台湾的后山，度过了他欢乐的童年时光，他曾自述：“地方的淳朴，人情的温暖、诚挚，给我童年留下美好的回忆，尤其是花莲师范附小的启发式教学，是我上艺专之前最快乐的一段学习岁月。”
花莲：静好岁月
花莲师范学院原在花岗山，李升赴任后，将其迁往美仑，而花莲师范学院旧址则成立了“国军退除役官兵师资训练班”，即让那些因战乱而无法求学的官兵，有机会继续读书进修。小小的李安便和家人一起居住在“师训班”中，成天与这些即将为人师表的退伍军人一起，演艺明星任贤齐的父亲即是其中一位。
花岗山虽名为山，但其实是块靠海的高地，和美仑隔着美仑溪对望，溪水从花岗山的东北方流入太平洋。花岗之名来自日本，起因为当地阿美族人反抗日本殖民，日本调派兵力攻打，并正式铲平花岗山头约十米，并将黄土往东边倾倒成为一座小山丘，命名为花岗山。而此地，也成为日后日本军警、消防队训练之所。如今这个区域多半是学校、体育场等教育文化场所，不见昔日肃杀之气，站在这里往下望，只见花莲市最热闹的街道纵贯于此，但不论何等繁忙，与台北等都会一比，还是悠然淳朴。
因为师训班聚集了许多“退伍军人”，因此各种康乐队都会到此表演。身为“校长公子”，李安便都是坐在第一排位置观看各种戏剧、歌舞特技演出，甚至偶尔还会和弟弟李岗一起“粉墨登场”，展现表演欲。
这个欲望到了上小学更是充分发挥。花师附小的老师胡辰雄回忆，当年刚从师专毕业到花师附小任教时，为了熟悉教学，不时到隔壁班观摩上课情形，有一次就看到李安头绑毛巾、手拿根扫帚充当拐杖，反串演个老婆婆，让他印象深刻，直觉有趣：“这个小男生居然肯在众人面前男扮女装表演。”
李安自己也提过，小学时，老师都会要求同学表演相声，而这是他的专长，常自编自导许多话剧。小学三年级时，因为男同学不愿演女生，只好自己反串，为此校长还对他的父母开玩笑：“你这儿子将来可能走第八艺术（电影）。”果真言中。
但在教导过李安和李岗兄弟的退休老师冯惠如心中，李安就是个乖巧、听话的学生，尽管后来李安的艺术成就惊人，但老师们也拿出1964年出刊的《儿童月刊》指出，当时的李安代表学校参加花莲县第四届科展，以作品“自动灭火器”获佳作，可见其兴趣不只在艺术。
拍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的过程中，因为得挑战从未碰触过的3D技术，李安必须费神搞懂屏幕算式比例，他笑说从小数学就不好，让他钻研许久。然而，从他在花师附小的表现，或许只能推断不是李安没有数理能力，而是台湾惯有的填鸭式教育破坏了他原本对科学的兴趣。
花师附小属于美式开放教育，一个年级才三个班，每班才四十人，男女合班，多是外省子弟，大家都说国语。当时班上会分为六组，不但自己动手操作实验设备，教学也以发问讨论为主。李安认为，发问是学习中很重要的一环，所谓“学问”，要学就要问，他相当喜欢这种学习方式。
李安十岁时，李升调职台南，李安也就转学了。这一转，给李安带来不小的文化冲击，他面对的是一所九千人的大学校，每个年级二十班，每班七十人，大家都讲台语，“把我吓坏了。”
台南：水土不服
“在花莲的生活很单纯，泥土性很强，那是一个典型的国民党军公教环境，接受美式自由开放的实验教育。”李安在一场公开演讲中指出，他一直到了台南，才有“外省小孩”的自觉，“十岁搬到台南，老师、校长都讲台湾话，当时对于日本式教育有极大恐惧，尤其害怕数学。虽然在那个环境下严重不适应，但也提供了建立良好纪律、道德标准、社会意识的机会。”
台南被称为府城，是汉人迁移台湾最早发展的城镇，更是郑成功的屯垦地。他在这里打败荷兰，据城为王，举起反清复明大旗，台南于是成为台湾四百年移民史的起头篇章。“一府、二鹿、三艋舺”便是形容当时台湾三个重要且热闹的开发城镇，“府”即是台南府，位居其首。
因此，外头人来到台南，会看见一个有别于台湾其他城镇的文化风情，孔庙、武庙等文化建筑保存良好，日治时期的消防署和大楼还是挺立，绿荫苍苍、节奏悠缓，老街和小吃不时在转弯处等着，时间没有为这里带来太多改变，没有高楼大厦和宽阔的马路，但台南人却比台北人还骄傲他们所拥有的历史文化资产。他们也比其他地方的台湾人，更“台湾”。
许多名人都成长于台南，例如“前总统”陈水扁，前国民党主席连战，大联盟棒球员郭泓志、王建民和陈金锋，诚品书店负责人吴清友等等，还有电影导演魏德圣和李安。
出生于台南的魏德圣和李安，便是一个强大的对照。魏德圣是本省人，一直在台南成长，亟欲诉说的故事莫不和这块土地的族群历史相连，从《海角七号》到《赛德克·巴莱》乃至于现在监制的《KANO》，都绕着类似的本土情怀，并试着让这些故事走出台湾、面向国际。即便和李安同为外省子弟的侯孝贤，也将镜头聚焦在台湾本土，甚至将在高雄凤山成长的童年时光搬上银幕，拍成如诗如画的《童年往事》。
但李安不同，尽管台南以他为荣，台湾媒体动辄称他“台湾之光”，但李安的故事鲜少触击台湾这块土地的故事，不论是花莲或台南，即便早期的“父亲三部曲”都看不出确切的台湾影子，仅是反映了华人家庭的气氛主轴。因此，尽管李安每次回台湾都想尝尝台南小吃、在台南共享天伦，但创作却没掺入家乡思念，或许是因为童年不断搬家，甚至遭到文化冲击挫折有关。
“我对台南跟花莲的情感差很多，主要跟升学有关。”李安回忆，才第二天上课，就因为数学考不好被打耳光，打完还要谢谢老师，第一次被打好像世界末日，回家一直哭，这是第一次文化冲击。他从一个“讲国语、美式教育、完全外省、没有体罚”的环境，转到一个“讲台语、日式教育、完全本省、体罚打骂、重视升学”的学校，冲击相当巨大。然而他后来也理解了，这两个不同的文化环境都是台湾的一部分：外省中原和日式本省，当他长大后面对这个世界才发现，在细微不一的变化中，埋下了许多巨变的种子，昔日外省中原压制本省文化，但双方仍暗中角力，如今过去压抑所埋藏的因素也逐渐发酵了。
因此，比起土地带来的养分，对李安最大的影响还是父亲和其背后的中华文化伦理和秩序。李安台南一中的同学刘克全回忆，李安高一时，原本选读自然组，但因克服不了数学的心理障碍，高二转组至社会组后，便和他同班两年，而李安的父亲便担任南一中校长。这是集结台湾南部菁英的学校，李安喜欢胡思乱想、读书不专心，成绩因而不好。
在刘克全记忆里，李安的运动神经不错，打棒球表现也好，课后最爱看漫画及文学作品，如今恍然大悟，这些课外读物替他说故事的导演手法扎了根。
除此之外，李安也喜欢看电影，成天往台南全美戏院跑，观看《罗马假期》等国外名片。全美戏院是日治时期兴建的戏院，位在台南最早开发的天后宫旁，至今已有七十多年历史，外观仍维持巴洛克建筑，连电影广告牌都坚持手绘，怀旧气氛浓厚。全美大戏院的负责人吴俊诚是李安台南一中的学弟，时常听人说起李安来看电影的小故事，“因为他是校长的儿子，每次低调来看电影，但大家都还是认出他来，说他又来了。”泡在电影院的经验，让成绩不好的李安产生电影梦，当时他便对父亲直说：“我的志愿是当导演。”但其实他根本不知道导演要负责什么工作。
“当年的李安老实、没派头，整日笑脸迎人，在全班卅三位同学中，成绩在十至十三名左右，并不突出。但因为他是校长李升的儿子，难免受到关注，连干坏事的机会都没有。”现任台南市永福国小老师的刘克全回忆，校长李升以喜欢巡堂出名，到了儿子这班，免不了特别关注。同学私下问李安：“遇到校长时，到底要叫校长还是爸爸？”李安也率真地回答：“我一定躲起来避免尴尬”。
始终是外人
李安在演讲中坦承，到了台南，父亲教养的影子更巨大，“以往拍摄电影作品中的父亲角色，蕴含了文化与政治秩序、心理秩序的意义。人与人的关系要有信赖亲切感，不是靠革命就能一夕推翻。滋养不容易，电影怎么乱怎么拍，而且是越乱越好看，然而生活却是靠传统礼教稳定发展维持，纪律在这个时候珍贵无比。”
拍戏常经历混乱，但生活却要有秩序及安定感，父亲则为他带来这一切。当他筹拍《断背山》期间面临瓶颈，回台探望父亲向他诉苦，父亲第一次鼓励他坚持下去，让他非常感动。不料，回美国后两个礼拜，便传来父亲过世的消息，让他非常遗憾。
“身为外省第二代，我不由自主会注意到传承的问题，不只是文化的传承，还包含生活习惯的传承、伦理的传承。”在《十年一觉电影梦》中，李安提到，近百年来，华人除了历经西化的过程外，大陆经历俄式共产化，台湾、香港经历殖民化，“何去何从”的身分问题一直是个纠结与迷惑，对他来说，在“父亲三部曲”中自然流露的感伤，便是源于外省第二代的复杂感觉，这样的“情结”纠结在心理，是一种文化的东西。《喜宴》的男主角在美国找到自我认同、想做自己，但他的父母和文化将他拉回来，喜宴就像是一只“金红色的怪兽”，把他搞迷糊了。“从父执辈身上我看到中原文化的传承在台湾、在我身上产生的变化，一方面我以自我实现与之抗逆，一方面我又因为能传承而深觉愧疚。”
李安曾说他有近乡情怯的心理，如同小时候离开母亲去小学读书，就停止哭泣，离家到艺专能力就发挥，在国外拍西洋电影也比较能够发挥，但拍国片就压力沉重，“我回台湾就紧张，搞戏剧，我是跑越远能力越强。”回头想想，当初离家出国是和父亲的“约定”，于是返家、离家、压抑和发展之间的拉扯，都与李安的父亲有关。但也因为出国，将自己抛掷到另外一个文化中，李安才如同《喜宴》男主角一般，找到自己。
于是他也自述：“在现实世界里我一辈子都是外人，何处是我家也难以归属，不像有些人那么清楚。在台湾我是外省人，到美国是外国人，回大陆做台胞，其中也有身不由己、也有自我选择，命中注定，我这辈子就是做外人。这里面有台湾情、有中国结、有美国梦，但都没有落实，久而久之，竟然心生‘天涯住稳归心懒’之感，反而在电影的想象世界里面，我觅得暂时的安身之地。”因此，我们必须在文化摆荡之间，才能看见李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