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稼祥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部研究员，著有《公天下》、《果壳里的帝国：洲级国家时代的中国战略》等。
看到这个标题，你也许不同意。如果把大部制改革定义为“合并相同或相近职能机构，减少机构数量”，那么，这种改革从1982年开始，已搞过5回（1982，1988，1993，1998，2003），加上这一次，6回了，政治体制改革在哪里呢？
大部制改革在西方国家，与政治体制基本没有关系，在中国，与经济体制改革一样，都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说中国至今没有进行过政治体制改革，是个很大的误解。
如果问：改革前中国是什么政治体制？好听点，是全权体制。政治权力与经济、社会、文化的关系，是一体的。市场化改革，就是让政府权力与经济社会文化分开，不直接干预。因此，市场化是推动全权政体向威权政体转变的根本动力。政经政社政文分开，在机构上的表现，就是数量减少，职能合并（大部制），中国国务院部委，从1982年的100个，减到1998年的29个，就是市场化推动的结果。
1980年，邓小平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决心改革政体，两年后的1982年，大幅度机构改革，国务院100个部，减为61个。1987年中共十三大召开，要着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次年（1988年），再次机构改革，部委减为41个。但之后部委又迅速增加，从41个增到86个。1992年邓小平南巡，改革重启，1993年机构改革，部委又减少到59个；1998年再改，减少到29个。虽然2003年的机构改革，2008年正式提出的“大部制”改革，都很高调，但每次只减少了一个部委：1998年29个，2003年28个，2008年改革后27个，雷声大雨点小。
不过，部委数量多少并非改革力度大小的唯一标准，还要看减少或增加的是什么职能部门。比如，2003年大部制改革，原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和虚设的议事机构—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均撤销，并入国家计委，新成立国家发改委。发出的信号，是计划吞了改革。
中国改革从经济体制开始，核心是建立市场机制，发展经济，让国家富强，国民富裕。这显然是利益-效率优先型的改革。以前的机构改革，或大部制改革，也基本上是效率优先的改革：精简机构，提高效率。但它并非没有促进公平的含义。这次大部制改革提出的宗旨是：政企（国有企业）分开，政资（国资管理）分开，政社（社会团体）分开，政事（事业单位）分开。这些都含有进一步“割全权社会尾巴”的意思：反对垄断，下放权力。有助于民间企业、民间社会和公民权利成长。
既然是接着“割全权社会残余尾巴”，本次大部制改革就有还旧账的成分，比如铁道部改革。这是旧经济体制的最后一块堡垒，或者说一块化石。它不仅政企不分，甚至政社不分，行政司法不分（铁道部有自己的法院和警察）。民用航空早就改了，铁道改不了，不会有像样的借口。我最近参加一个视频节目，谈这次大部制改革，现场6个嘉宾（包括我），一百多个参与讨论的青年人，分正反方辩论，但没有人不赞成铁道部改革，只有一个嘉宾赞成改革铁道部，不赞成把铁道部并入交通部。可见共识程度之高。
大部制成功的直观标志之一，是机构精简。机构要精简，政府必须小，否则，今天减了，明天还会增，就像弹簧，你压下去，还会弹回来。政府要小，职能先要少，这取决于两件事情，第一，发展市场经济，市场能做的，政府别做。这件事，过去35年一直在做，虽然有反复，总体是好的；第二，对于政府必须管的事，权力也要下放，地方能管的，中央不要管；基层能管的，上一级不用管。
这两点，都需要进一步的体制改革。安徽铜陵市这几年在社会体制改革方面做了不少探索。同城同权的户籍制度改革、社区自治改革，都获得国务院有关部门认同。最近还要尝试服务体系改革，目标是把某些公共服务职能市场化，政府从包办到购买。这是正确的改革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