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_许十文
2001年11月，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简称WTO）。那一年，互联网浪潮已经开始，公司里出现了80后，中国还没有星巴克，“全球500强”的概念才刚刚流行。
十年弹指一挥间。可以说入世正式打响了中国投入经济全球化的发令枪，入世以后，我们打开了国门，经历了拥抱国际商品（服务）和国际资本的十年——无论我们愿意不愿意，理解不理解。
WTO与普罗中国的关系，最初只是建立在情感的层面。世贸组织最主要的原则是“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与民族企业对“自由市场”，“公平、公开、公正”的变革诉求不谋而合。而且，加入WTO这个拥有144个成员国（现在是156个）的超级全球化组织，在当年“中国崛起”的集体意识下得到了从政府到工商界，乃至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广泛支持。
不过，作为国际商贸的框架协议，WTO的核心内涵，诸如贸易互惠、国民待遇等蔚为复杂，以至于越负责任的分析家，就越不愿意以简单化、情绪化的结论去评论它。相比之下，全球化的复杂性更是远远大于WTO，以致如今的人们，通常也只能以“机遇和挑战并存”这类字眼去形容。
现在，经济全球化对像上海这样的中国大都市，以及都市人的消费、生活和观念已经造成了深刻影响。不过，在经济类媒体外，似乎也只有出口玩具厂老板自杀这样的社会事件，才会让大部分人对经济全球化这个无处不在的老话题作出思考。
事实上，经济全球化带给我们的影响，并不因为我们的喜好而减少。比如那个被很多人说了N遍的经典“笑话”：澳大利亚的蛋白石曾经从海上运到香港，再经由香港重庆大厦运往广州，它们经过抛光处理后，又被运回澳大利亚，再作为纪念品出售给了中国游客。再比如当下大热的iPhone4s、iPad2等苹果产品，由深圳的富士康代工组装生产，成品从深圳发到香港，再从香港运到美国，然后再发散到世界各地的苹果零售商店零售，尽管iPhone4s已经上市多日，可它的原产地中国却迟迟未见上市日程表。
大部分人与经济全球化互动的期待，最终都要落实到消费的层面，譬如汽车的降价，或者电影引进的开放。在当年对入世的种种猜想里，国际化商品（服务）在入世后将如何影响我们，也是首当其冲的一大议题。
当我们纪念入世十周年时，中国已变成了全球商业的大市场。如今，当我们重拾当初对入世的期待时，是否可以重新理解全球化，并真正从我们消费和生活的蛛丝马迹中，为每一个人解答拥抱全球化的得失？
“不见复关，泣涕涟涟；既见复关，载笑载言。”
十年前，外经贸部（现已被合并为商务部）官员以诗句赞颂入世，而入世利益相关的最直接主体，无疑是当年热血沸腾的工商界。在21世纪初，民族制造业已具规模，尤其出口型企业，希望通过入世进一步打开出口市场，而入世前的艰苦谈判，也是中国政府代表各行业利益与世界、尤其欧美国家讨价还价的过程。
商务部部长陈德铭在庆祝入世十年时，用了贸易与经济的数字作为注解：10年来，中国出口增长了4.9倍，进口增长了4.7倍，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两倍多，人均GDP由当初的800美元增长到2010年的4000多美元……
在中国和它的民族企业开始熟悉WTO的攻守规则时，贸易和外资也加速改变着中国人的生活，不过，对于大部分中国人来说，他们可见的利益，最直接是进口商品（服务）的消费。入世后，进口商品的税率开始普遍降低，一些配额的限制也逐渐得到放开。从单纯的市场规律来说，这不但意味着进口商品价格的降低，还能加速企业间的竞争，让人们的全球化消费得到实惠。
十年来，中国有3000多个涉及进口和外资的税目被调整，平均关税从15.3%下降至9.8%；同时，中国对世界开放了100多个服务贸易的部门。在这些数字背后，不同行业、不同类型的进口商品（服务）在中国的战略和地位确实发生了变化——不过，这个变化，不一定为我们带来与关税下降成正比的“全球化消费力”。
在《南都周刊》的本组入世专题里，记者调查了99种进口商品（服务）以贸易进入中国的最基本“成本”——进口税（关税）税率，并挑选了17项典型，以它们的税率、配额等十年来的变化情况，并试图展现出它们的价格升降，乃至市场攻守的复杂逻辑。
在调查过程中，记者们得到了很多“意外”，其中尤以进口高档化妆品最为典型。本来进口高档化妆品的入关税率与其他国家相差不远，但财政部对这种时髦的进口商品征收着额外的消费税，税率达到30%。类似的情形还出现在高尔夫球（具），高档手表等奢侈商品上。这也很好地解释，入世以后社会新闻上为什么不断有国人在海外进行“扫货”的景象。
灸手可热的iPhone，也是税收（不单单指进口关税）影响我们消费的典型例子。在本专题另一篇文章里，记者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是iPhone全球制造旅程的出发地，但中国人要买到便宜的iPhone却要绕道国外？为什么一部iPhone4美国裸机零售价599美元（约为4050元），中国重新进口后却变成了4999元？其实，这个奇怪的现象背后，与增值税、加工出口税收优惠等我们看不见的因素有关。
相对地，在制造业和零售业等领域， 我国的开放速度却比WTO承诺的还要快，而中国商场货架上的变化也是有目共睹。譬如，出于政治与经济的综合考虑，中国对东盟十国及地区给予比WTO框架更优惠的贸易条件，这使中国货大量涌入周边国家的同时，也加速了某些特定类别商品（譬如热带水果）的消费和进口。
事实上，进口商品（服务）在国内的扩张以及销售价格，牵涉到商业的各种复杂因素，而这些因素的变化，通常与政治、经济和商业竞争的利益大环境息息相关。在不可控制的各种看不见的外力之下，我们曾经翘首以待的生活图景，曾经想象的洋加油站、洋快递、洋银行……曾经想象的低廉价格和高效服务，在十年以后也依然没有成为现实。
十年来，虽然WTO“迫使”中国政府进行了3000多个法律法规的清理和修订，但媒体们一般认为，这只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开始”。不少评论还直言，加入WTO将有助于取消各级政府对市场的控制、干预，但这个目标也“远未实现”。
相比起制度层面，跨国公司在商业层面乃至文化层面对中国的改变却要深入得多。他们通过各种途径塑造着中国中产阶层新的文化。入世后，上海迅速成为了跨国办公室与国际消费主义的经典代表，随着跨国公司大批进驻这个传统工贸中心，跨国办公室的风格发生了改变，商业模式、战略、ERP等商业概念涌入了这些新商业空间，德鲁克、韦尔奇、乔布斯等西方商业领袖成为了白领们的偶像。
在各种西方商业理念里，供应链（及其管理）可能是最富全球化色彩的一个。跨国企业以一种“抹平世界”的姿态，向中国人展现了跨国企业内部全球分工的壮观图景，也颠覆了人们过去对“进口”的定义——流出某个国家海关的商品虽然贴有某国制造的标签，其产权却未必全归这个国家所有。
如同《南都周刊》在本专题最后呈现的，高档轿车全球化制造的图景，于供应链的意义上实现全球化，至今是中国企业进军世界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