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_陈唯弘
片名《汉娜·阿伦特》简单干脆，显然会围绕着这位犹太哲学家、政治理论家最著名的观点“平庸之恶”展开。一个思想的成型，以及一个女思想者的一生，都是过于庞大的问题，德国导演玛格丽特决定将焦点锁在在艾希曼事件上。
艾希曼是“二战”快结束时逃往阿根廷而存活下来的一位纳粹头目，后被送往耶路撒冷接受审判。当时，汉娜要求为《纽约客》报道这次审判，1963年她出版的那本掀起学界论战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伦理的现代困境》，最初的内容就是她在《纽约客》上发表的那些文章。
汉娜认为艾希曼并不是蓄意的恶魔，他只是机械、冷血地执行命令的官僚，许多普通人，也会如艾希曼，做出恶毒的事情，因为他们相信自己只是在完成工作。她把恶从一种根本的、深层的视角，转移到平庸的、浅层的视角，“平庸之恶”也成为她的主要思想之一。而那些“犹太委员会”的人做纳粹的同谋，没收同胞财产、把他们送上列车，表面上维持了秩序，但正是这种不反抗实际上把同胞送上了死亡之路。汉娜指出，他们一样是缺乏思考的，称他们是“整个黑暗故事里最黑暗的一章”。
汉娜也是《极权主义的起源》的作者，她在纳粹崛起之际离开德国。她的反对者，尤其是犹太人群起而攻之的理由往往十分简化：同情纳粹、责怪自己人。电影至此也进入了如何众叛亲离的叙述中。当这些反对者轻易采信第三方转述的时候，其实又在践行一次缺乏思考的平庸之恶。
电影的前半段关于艾希曼的审判，导演使用了历史录像、而非演员来演艾希曼，“如果用演员来演，人们只会看到一个出色的演员，而非这个人的平庸，通过这种办法，我希望观众会产生和汉娜类似的想法”，导演曾对媒体如是说。这些片段与思考着的汉娜交替切换，观众的确获得一种和汉娜“高同步”的感觉。汉娜对艾希曼的判断不是很准确，她假设艾希曼并不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但后来的证据显示，艾希曼很可能只是为了活命而在为自己找借口，但汉娜的确因此打开了新的视角。
玛格丽特是德国新电影的中坚力量，曾导演过《罗莎·卢森堡》和《灵视》，讲述的都是非常有思想的女性的故事，主演和本片一样是芭芭拉·苏科娃。尽管许多汉娜的死忠粉觉得此人外形和汉娜差距甚大，但她的演技弥补了这一缺陷：有思想者之光。思考的过程或许是最难拍摄的，就算是让汉娜打字、抽烟、盯着天花板思考的画面混搭出现，也容易陷于沉闷，全靠演员着眼细微丰富层次。
影片在芭芭拉·苏科娃饰演的汉娜那铿锵有力的演讲中走向高潮。她的英语带着德国口音，夹着语法错误，让人觉得她的表达生硬。也许导演描绘出的汉娜在观点上没有错，错就错在她的方式、语气太直接太冷漠。这种“理性的冷漠”要比“纳粹都是恶魔”之类的观点更为复杂，也不容易被有刻板思维的人接受，所以校方和老教授们作为腐朽的代表停了她的课，而她的学生们—没有那么多桎梏，并且愿意思考和接受的人鼓起掌来，不知觉中将老教授们甩在身后。
在影片中多次出现汉娜让编辑部或好友作家玛丽帮忙纠正语法和发音。表达者有诚意，但聆听者未必用心思考，遇到理解难题时，人们往往采信第三方转述，这或许是最迅速的，但也有扭曲原意、过度简化的风险。影片中有一个细节，在一场辩论中，听不懂德语的玛丽找人来翻译，结果对方回应，“你还是听汉娜自己跟你说吧”。到这里观众才回过神来，连玛丽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也会陷入思考惰性。
“平庸之恶”的思想主要借助角色之间的争论传达，降低了理解的难度，也让这部电影向更多人开放。电影后半段通过读者、朋友、恋人等群体丰富了汉娜的立体感，插叙了和海德格尔的师生恋，加上汉娜和好朋友、作家玛丽吐槽男人的片段，除了让片子有了血肉外，也让反对者贴在她身上的“无情”标签飘落。但是，虽然这样接地气了些，戏剧冲突仍略平淡，无可避免地在日常琐碎和造作的思考中分裂。不够浅显又不够深沉，对汉娜有一些了解又不算深入的观众，大概最可以从中享受思考的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