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_西闪
“中国化的日本”？如果你在书店里看见这个书名心中窃喜，并且不由自主地向它伸出手去，那么你要当心了。
关键是“中国化”太撩拨人的情绪了。乍一看这几个字，我就想日本人会不会把它和殖民化等同起来，而某些中国人大概已经“梦”到了那一辉煌时刻。无论如何，给一本内容还算严肃的作品安上这样的标签，我觉得作者與那覇润可真是年少气盛。
单名一个“润”字的與那覇先生，1979年生于横滨。34岁的年龄，在历史学家中绝对属于愣头青。他明言，他笔下的“中国化”指的不是日本与中国之间明争暗斗的现实，而是 “日本社会的状态与中国社会的状态相似”的可能。并且，他所指的中国社会，既不是现当代的中国，也不是1300年前的隋唐，而是特指1000年前左右的宋代。所以，本书的副标题为“日中‘文明冲突’千年史”，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即便他做了如此解释，假如只把此书读了一半，我还是会认为作者有耸人听闻的嫌疑。
那么，在與那覇润看来，宋朝到底有什么了不起的东西，足以凌驾于隋唐以及之前的历朝历代，而对日本文明意义重大呢？答案是“社会体制”。 他认为，宋朝的中国发明了一套完全不同于过去的全新体制，从而成为一个真正“划时代”的王朝，甚至造就了一个迥异于华夏传统的中华文明。
这是一套“可持续的集权体制”，其主要特点有两个。一个是全面施行科举，利用这一官僚选拔考试推行普世的儒家道德，彻底废除贵族制，实现皇帝大权独揽的独裁政治；二是促进社会身份的平等化以及经济的自由化，同时维持皇权对政治秩序的绝对支配。这两个特点既有侧重，又相互关联。與那覇润认为，宋朝首创的这套政治专制、社会放任的体制对整个世界历史都具有深远的影响，甚至可以在今天美国倡导的新自由主义与全球化浪潮里看见它们的影子。
尽管自废止遣唐使起，日本已与中国拉开距离。但直到宋朝建立全新的社会体制，日本才和中国有了根本的分歧。與那覇润认为，纸张和印刷的双重匮乏是日本仿效科举的主要障碍之一。另一个障碍则是以物易物的农业经济。标志事件是公元1180年至1185年的源平合战。经此一战，获益于日宋贸易，并试图引进宋朝社会体制的“平家”武士集团败给了代表保守贵族和领主利益的“源氏”武士集团，院政时代终结，幕府统治确立。日本从此走上一条与中国完全相反的文明之路。就日本自身而言，宋朝确有隋唐不可比拟的重大意义。
與那覇润用不少篇幅来刻画与宋朝已有600年之隔的江户时代，就是想说明日本的社会状态究竟多么特别。他认为，放弃货币经济，沿袭贵族和领主制的江户时代，是一个安全而不自由的身份制社会，一个以封建和家庭为囚笼的静止社会。
将人们牢牢固定在一个不流动的、均贫的社会里，对于日本人津津乐道的江户时代，與那覇润明确表示“感到厌恶”。其实，经过纷乱惨烈的战国，欢迎相对和平的时代，时人的心态本可理解。不过，與那覇润认为，江户时代为此付出的代价太高昂了。一方面，旧有的身份制导致社会缺乏活力，经济难有起色。另一方面，统治者为了应对社会的普遍贫困，不得不更加压抑社会的活力。继而造就了一个就低不就高的、你穷我穷大家穷的社会状态。與那覇润很干脆地将其斥之为“朝鲜化”。他愤愤地说：“邻国六百年前就已经废除的身份制我们却一直维持不变，这除了说明有病还能说明什么？”在这位年轻的历史学家看来，从那时候起，日本一直就在“朝鲜化”（江户化）与“宋朝化”（中国化）之间摇摆，直到当代。
與那覇润对日本历史的概括既新颖又粗率。不过，读完本书的后半部分我就能够理解他的用心了。他要阐释的对象是当代的日本社会，他初设的阅读对象是当代的日本国民—中国读者就别意淫了。为了这个目标，没有历史观的更新是无法实现的。当然，这位年轻学者的野心不止于此。很显然，他认为，不能成功预言未来的历史学家不是好的历史学家。因此，《中国化的日本》一书里随时可见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阴影。
书中另一个阴影来自日本小说家星新一。这位小说家在他的短篇小说《鼠狮》中讲过一个故事：一位动物学家将松鼠和狮子交配，创造出了鼠狮。此物平素友善可爱，遇敌却勇猛。动物学家的朋友是植物学家，深受鼓舞，决意要将葡萄和甜瓜杂交，培育鲜美新品。哪知事与愿违，最终结出的却是缺点与缺点的集合—大小如葡萄，形状味道似甜瓜的“葡瓜”。 與那覇润觉得，日本最可怕的未来就是江户化与中国化的杂交，如同这葡瓜之喻。
就此而言，作为预言者的历史学家，與那覇润比世故的福山更具悲剧意识。不知道再过些岁月，年轻的历史学家有无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