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小和 财经作家。著有《逼着富人讲真话》、《启蒙时代》等。
在“李克强经济学”的几大市场体系中，金融或许是首先能够释放出改革红利的产业领域，这样的比较，是基于对放权让利、城镇化和企业减税等几大政策的经济学分析之后得出的结论，理所当然，也是因为金融在任何一个市场变革的时代，一直肩负着某种引领资本导向的重大使命。
事实上，这是一个历史维度的回顾。
民国初年著名的黄金时代，中国市场经济最为壮观的时代，正是从金融的自由秩序开始的。当其时，上海、宁波、福建沿海，包括整个东南沿海的城市，有着中国历史其他时期无与伦比的自由钱庄和外资银行，当然也有着政府主持操办的大型银行。这是一个金融机构自由竞争的时代，因为企业的展开，市场的交换，首先得到了金融的有力支持。
而1978年之后浙江的一些城市，包括温州、义乌、宁波、杭州等地的市场交换迅速展开，企业的发生和发展相比其他经济地区，可谓一日千里，表面看上去是政府大力发展经济的政策效应，事实上在金融支持的层面，乃是这些地方的地下钱庄的传统力量首先复活，这些具有醒目市场逻辑的民间金融机构，暗流涌动，为整个浙江的民营经济的展开提供了民间的金融支持。这是必须说出的一个事实，没有这一点，今天的浙江私人经济不可能如此蔚为大观。
即使是80年代各级政府热衷的招商引资，事实上也是一种金融的秩序，而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政府政策。整个国家的金融秩序无力给百废待兴的企业发展提供资本支持，因此政府必须要放开金融的自由度。对外资的金融开放，由此成为政府金融政策的热点，也是最容易看得见市场效应的地方。也就是说，正是游离于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之外的外国自由金融和民间资金，在最关键的改革初期，给中国经济提供了发展的金融动力。
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任何一个时代经济的醒目发展，都是人们遵循了市场经济规律的结果。这才是我们解读“李克强经济学”的惟一路径。在这个意义上，人们有足够的理由认为，“李克强经济学”既是一种对历史市场经济思想资源的传承，也是一种合乎市场经济一般秩序的理论回归。中国经济要想再一次获取改革红利，80年代的思想和方法，是起点。
眼下人们读到的金融新秩序与新构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发改委明确提出，接下来的一段时期之内，政府鼓励私人银行机构的发展，鼓励各种民间金融机构和金融中介机构的发展，这是一个旨在拉动内需型金融市场的大措施，相信将会对中国的民间资本构成巨大的市场刺激，未来几年之内，会有大量的民间资本逐步向中国的金融产业流动，更会产生出一大批具有醒目金融属性的企业家，中国会出现一批具有产权清晰意义的银行家。尤其是那些已经拥有广泛金融基础的企业和产业，比如互联网上的电子商务，比如马云的淘宝系统，这都是非常容易转型为金融企业的热点领域。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诸如马云这样的企业家，接下来能否成为一个银行家，大概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另外一个金融领域的热点，就是上海这座巨大的城市。李克强去上海考察，给上海市长提出的问题是，你们是要政策，还是要改革？上海市长的回答是要改革。这个经典的对话，注定是要载入史册的。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发展，到了必须高喊改革的时候，所有的发展的可能性，都只能源自改革产生的红利。所以，“李克强经济学”给予上海的改革路径，正是金融领域的率先改革，要在上海建立以金融改革为主体的自由贸易区，在离岸金融创新的维度上，将中国经济带入到一个深层次的改革阶段。
现在来看，这样的改革措施的推进，已经没有悬念。相信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之内，外资银行将会在上海高速增长，中国的金融机构也将在上海展开具有真正国际化的竞争，这会在整体上拉高中国银行业的市场化能力。我们应该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未来30年之内，中国出现真正意义上的金融巨头和银行巨头，是一件可以展望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