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兆武
历史学家、思想文化史学家、翻译家。1921年出生于湖南，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先后就读于土木、历史、哲学、外文系。1956年至1986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员。1986年以后，任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历史研究著作有 《中国思想发展史》等，译著代表作有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等。
文_于丽丽 摄影_刘浚
作为中国知名的历史、思想文化史学者以及翻译家，何兆武著作等身，却历来隐遁在大部头之后，直到2006年推出口述史《上学记》，才性情尽显。这部“浓缩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史”的随笔，让当下人嗅到了西南联大时期的自由空气，也让很多为教育困境而焦虑的人为之向往。
1921年出生、毕业于西南联大的何兆武，亲身经历了二十世纪中国的跌宕起伏。在《上学记》中，他既不惮于表露自己的真情实感，又不忌讳议论先贤的道德文章，对整个20世纪的历史进行了反思。
天性顺和、不容易激越，是何兆武留给他人的深刻印象。如今，人至暮年，回顾往昔，何老说自己一生中更愿做“逍遥派”—派系面前，他能理解他人与己不同的诸多选择。而现在，他对自己的要求是，有效地活着。
有效地活着
电话中，何老很快就答应接受采访，至于时间，“我反正退休了，都可以”。
清华大学西南一隅，是一片老式的红砖住宅楼，年代久，颜色几近暗沉。有梧桐树穿插其间，高大茂密。中间一栋楼的拐弯处是一个大的自行车棚。多年前，时年八十余岁的何兆武，还常骑着自行车来往，同在清华教书的葛兆光看见了，不由得生叹：何老真是健康。
推门而入，何老坐在一个狭小的房间里。他下意识地起身，腾出自己的座椅让予你，显然，腿脚已有些不便，步履迟缓地挪到床沿上。
这是一个堆满书的狭小房间，书桌凌乱。桌旁是一个单人床。他已经九十二岁了，因为摔了一跤，右腿植入金属架，现在极少出门，身体已大不如从前。
但此时此刻，何老像个学生一样端坐着，准备接受提问。
很少能见到像何老这么爱笑的老人，说话声止住了，笑容和笑声还闪在那里。听力有轻微障碍，偶尔会答非所问。而且，越近的东西越不容易被他记住，他间或会重复自己的话，像复读机，仿佛这些词句是第一次被他如此排列、组织，表情无辜，且充满兴致。
交谈中充满了空白和停顿。偶尔，他会在十几秒后，奇异地为前一个话题，补上一番叙述，但大部分时候，就空在那里，荒着。
他脑力尚健，完全接得住很多形而上问题的回答，只是，这样一些瞬间，还是让人知觉，衰老和当时窗外的暮色一样，已经慢慢降临。
每个早晨醒来，何老会颤巍巍地推窗，拉窗帘，换空气，在屋子里练练自己编的活动操，然后热面包片，涂cheese，张罗早饭。保姆跑来帮忙，却被他推开。偶尔出门遛弯，上下楼梯，他也是如此，坚持自己来。去校医院看病，排很长的队，有年轻人礼让，让他插个队或者坐到椅子上，他都拒绝，他愿意和所有人一样，就等着，“又不是不能站了。”他说。这或许是他保持尊严的方式之一。
“要坚持有效活着，无效活着太痛苦了。”他说。他最惊惧的，是成为已故爱人生前那种老年痴呆症患者——事事依靠别人，完全丧失生活自理能力。十余年里，他们几乎没有交流。
他的爱人也是西南联大时的学生，他姐姐的同学。书桌上，放着一张放大的她的照片，只是已经记不起摄于何时。
“文革”时，何老和历史学家顾颉刚、谢国桢一起被关到牛棚。顾颉刚威严，不多言语，而当时八十有余的谢国桢则一团欢喜，总乐呵呵的。当时的何老，问谢老 ：“您年纪这么大了，身体还这么好，一定得益于您的开朗。”谢老却说不然，其实“精神上特别压抑”。他当时颇为不解：“大家都尊你大学者、老前辈，还压抑什么？”谢老说：“我熟悉的亲友几乎都不在了。”
而现在，他领受了那种感觉， “我这一辈的，大多数都走了。现在，我时刻准备着。”
他爱人照片旁边，是孙女在澳大利亚读书时的照片，隔三差五，孙女会过来陪他。
“她不喜欢读书，喜欢漂亮的衣服和鞋子，也由着她去。”“我们没什么共同语言，但她从小跟着我长大，很亲。”
他笑得圆融，完全没有长辈的威严或者读书人的清高自持，一副惟愿所有人依天性，自然而成的通达。
当年，对自己的儿子他也不横加干涉，顺应他自小喜欢打鸟的个性，支持其成为一个在野外从事濒危动物保护的工作者。他赞成依着自己的兴趣来，这样无论是否出成绩，自身就有个满足。
逍遥游
何兆武就是一个非功利读书的样本。西南联大七年，他接连读了四个专业，就是因为一直不明确兴趣在哪。而当时的教育制度也给了他这种自由。中学时，因为看了丰子恺的《西洋建筑讲话》，从希腊罗马神殿到中世纪的教堂，他都觉得有趣，就报了土木建筑系。到第二学期，他发现兴趣不在此，就换了历史，而原因他已记不清，兴许是当时的战局让他充满疑问。其间，他发现对繁琐的历史考据并无兴致，并不认为把一个人的生卒年份考证出来，就等于理解了历史。
许多年后，他对自己的历史观做了总结：“对人生有多少理解，就有可能对历史有多少理解，对人生一无所知的人，对历史也会一无所知，虽说他可以复述许多辞句，但是历史学乃是一种理解，而决不是以寻章摘句为尽其能事的。”
本科毕业后，受好友王浩的影响，一起念了哲学系研究生。可没多久，就因肺病，休息半年。在这期间，何兆武读了丁尼生、勃朗宁、雪莱、拜伦、济慈等人的诗歌，因为欣赏丁尼生的人生观，在第二年他就转入了西洋文学系，跟着吴宓读研究生。在吴宓与人闹人际纠纷离开后，他又跟着美国人罗伯特·温特学文学批评。
何兆武说，“我年轻的时候，既受了唯物论也受了唯心论的影响，后来始终没有排除一种驳杂的思想。”也或许因此，他从来不是一个容易偏执的人，总是留有余地。——他表述自己的观点，你反驳他，他并不急于辩解，“你说的这种，也是可以理解”。
19岁那年夏天，何兆武读到傅雷翻译的《恋爱与牺牲》，作者莫罗阿几乎同情每一个人，甚至认为一切人都是可爱的，一切不幸都是必然的。当以此宽厚、同情来看世界，可发现整个世界处处值得怜悯。这给他很大的启发：人生多元，远非我们想象的那样脸谱化。
“文革”时，同在历史研究所的，一个平时闷不作响的会计，有一天也参加了造反派，何兆武有些纳闷，有一天问起他，怎么突然这么活跃，会计说：“还不是为了饭碗！”
何老说，他能理解会计的选择，毕竟人要吃饭，在这点上，他是唯物的。他说，如果你黑夜行路，遇到强盗拿刀打劫，你是交出钱包还是誓死抵抗，如果有危险，他可能选择交出钱包。
但有些人不这样选择，在社科院历史所，他有一个好友杨超，德才兼备，是前辈侯外庐的得意门生。1968年，抓“五一六分子”的时候，历史所揪出将近三分之一，凡被揪出来几乎没有不承认的，但是杨超不承认，他拒绝交代别人，写了一张字条：“我不是五一六，我不知道谁是五一六。”然后自杀了，年仅三十九岁。何老对他抱以惋惜：“他就是太认真了，别人都跟演戏一样随风转，他却来真格的，难道你就看不穿吗？”
“文革”时，何兆武不参加任何组织。“我确实弄不清楚每个派别做的是什么，所以从不参加任何政治组织，我做逍遥派。”
但是，何兆武有自己的政治底线，爱国是大家的义务，过去的学生运动，凡游行他都参加，但除此外，他都不参与。一来受父亲告诫，政治是黑暗、复杂、肮脏的东西，要远离；二来有自知之明，感觉自己不是那块料，并不容易投入热情。很多时候，他愿意做一个旁观者，走在历史边上。
但他并不圆滑，对待紧跟高举的人，譬如冯友兰，他在《上学记》中也有过讥诮：“1949年后，冯先生一贯高举紧跟毛泽东思想，不断写检讨，说现在大家要做毛泽东的小学生，我还不够格，我现在要争取做毛泽东的小学生。有一段江青特别提倡女性要当权，批孔高潮之际，冯先生已届八十高龄，以梁效写作班子顾问的身份随江青去天津，不幸因病住进医院，病榻之上，还立即写了一系列咏史诗……”出版后，冯友兰的女儿宗璞对媒体表示有所不满，何老笑着说：“冯先生的姑娘不同意，说诗歌的出处不对，但其实，可以例举的很多。”
何老觉得人要把名利看淡一点，但是想到的确有人以此为乐，他也就笑笑。他举例说起薄熙来庭审中，英国人向薄谷开来索要的金额。“1500，万，英镑？”他小心谨慎地排列这个数字及其后缀，步步生疑，带着惊讶。“如果索要这个数额，应该意味着他猜测对方有这个财力吧”。
他也有一些小机敏和小“狡黠”。“文革”时，每天早晨起来，会有仪式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他会生疑，暗暗想，毛泽东明明在老三篇里说，人总是要死的。但他自己还是会从众，祝愿，说一些假话，因为当时的氛围如此。
何老讲起一个笑话。“文革”时，在河南，有辆卡车抛锚了，修理半天没修好，正好看见对面一辆卡车过来，于是招手。车停住，这边人打开小红书，大声念：“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爱护，互相帮助。我们的车出问题了，请帮忙。”对面非常淡定地，回答：“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的力量，要放在哪里，就放在我们自己的身上，这叫自力更生。”说完，就开车走了。
一头雾水，一生荒废
“如果‘文革’没有结束，你的人生会如何。”
“不可想象”，他答。“关键看谁掌权”，又补充。关于“文革”，他说自己搞不明白的太多。
何老频繁使用“内幕”这个词。
书桌上，那本正在翻阅的聂元梓回忆录里就藏着这样的疑问：一个因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而被毛泽东盛赞的，“文革”初期的北京高校 “五大领袖”之首，却在“文革”中失去人身自由，接受劳动改造。“想不明白，不了解内幕。”他叹道。
此书旁边，放置着一本《邓小平时代》，他已经大致翻过，“他（作者）作为一个外国人，不可能知道详细内幕，必然充满推测和想象。”
何老口述的《上学记》为很多人关注后，很多人寄望他的《上班记》，他却连连摆手，没有“上班记”了，原因在于，自己不做官，根本不了解很多事情的内幕，无法讲述。比如上世纪50年代，他所在的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牌子上写的是“科学院”，实际上却属于宣传部门。在他来看，科学是先有研究，后有结论；而宣传是先给结论，再去研究，两者本质不同，却混为一谈，他一头雾水。
正是那时候，何兆武被调往中科院历史研究所，分派给他的课题是“明清时期的中西交流”，他认为自己的观点有些不合时宜，和某些需要并不吻合，所以逐渐兴致寡淡。然后，他白天上班，晚上“跑野马”，在家搞起翻译。因为在当时，马克思主义之前的学说出版宽松，他就尽量在这些学说中选择自己有兴趣的。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康德的《论优美感和崇高感》和《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以及帕斯卡尔的《思想录》等就这样应运而生。
何老的译作中，只有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一本是马克思主义学说之后的，而这其实是一个任务。“文革”时，因为翻译这部文稿，他被扣上“为中国复辟资本主义招魂”的“反革命”帽子。但让他深感荒诞无序的是，“文革”后，他从当年委托他翻译的商务印书馆的同学那里得知，书的翻译工作其实是毛泽东指派下来的。
据何老回忆，上世纪50年代初期，英国的罗素和美国的爱因斯坦合搞世界和平运动，唯恐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出于该运动对于美国霸权的限制，毛泽东和周恩来联名邀请罗素来华访问。当时罗素已97岁，临上飞机，因怕难以胜任长途劳顿，最终选择放弃。作为致歉，他把自己的《西方哲学史》送给毛泽东。之后，毛泽东指派商务印书馆翻译出来。
一个毛泽东发出的命令，最后却以维护他的名义给否定了，“内幕”究竟如何，何兆武作为当事人，却一头雾水。
他因此惋惜，“文革”的很多当事人没有留下口述，尤其江青，他说完全可以派两个人去给她做记录，然后，放到保险柜里，百年后再解密——“西方有这样的习惯，我们没有。”
学者丁东认为，虽然在那一代人中，何老的生活道路相对平坦，但是他的反思很彻底，表达也很到位，晚年已近波澜不惊的境界。
面对老者，年轻人总想获得点拨，关于经验与智慧。何老却笑笑，说没有。他觉得：人这一生，是被动来到世间，既然来了，就只好活下去。这不是人的主观选择。
少年时，因为阅读17、18世纪的一些人性学家作品，何兆武动过写幸福论和爱情论的念头，现在却难以起笔。“幸福是个无法统一的东西”。年轻时，他也曾一派天真，觉得二战结束，会是一个光明、美好的世界，自由、民主的世界，但没想到之后的道路那么曲折。
书桌上还放着一份《人民日报》，一份《南方周末》，都是朋友寄来的。他曾经在很长时间内自己订阅 《人民日报》，直到中苏论战之时，有一天他看到评论里写：今天看起来，双方说的都是废话。而这之前，他们投入近两年的时间和精力，反复学习《九评》。劳动就这样白白废掉，他有些黯然。
80岁生日时，清华大学准备为何兆武举行一次正式的生日庆祝活动，结果所有朋友都到场，他这个主角却把屋门一锁，不见踪影。事后解释，他认为自己是个平凡的人，称不起这样的隆重纪念。他始终觉得自己这一生是荒废的一生，成绩等于零。
1938年，何兆武17岁，和父亲从岳阳赶往长沙，那段路程不过百余公里，因为战乱，他们最终坐船去。于是，两个小时的火车车程就这样拉长，走了五天。一路景色却胜极。
在船上，他陷入一种思考：怎样算是进步？尽管坐火车优越，但是坐船却是另一种美妙，如果可以选择，他宁愿这么慢慢走。
这个场景，像极他一生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