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小和 财经作家。著有《逼着富人讲真话》、《启蒙时代》等。
李克强总理最近说，“地方政府原则上不再直接投资办企业。”这看似平常的一句话，其实不仅隐含着政企分开的市场经济命题，而且隐含着中国1978年以来一部艰难的、缓慢的、起起伏伏的改革史。我注意到，李克强就任总理以来，最明显的改革动作，便是力主政府放权让利，比如他很快出台了一套政府各部委必须放权的明细表，从发改委到教育部，几乎各大部委都有明确的放权条款。我仔细读过细则，一方面惊讶政府在过去竟然还牢牢控制着很多匪夷所思的项目审批，一方面也感叹，中国的事情真不好办。
如何理解李克强的这些陈述，不仅仅是一个政策导向的解读问题，对于具有学术思辨能力和历史分析能力的人而言，比政策解读更重要的工作，是在这个时候应该再一次强调市场分工的常识、企业的常识、政府的常识、竞争的常识。凡此种种，应该有人提出，有人陈述，有人梳理，当然，也应该有人倾听。
在市场经济体系内，企业既能解决整个社会的就业问题，也能解决政府财政的收入，因此，抓住企业，就意味着抓住了经济的本质。这本是经济学的一般常识，不过在1957年之后，中国经济的主要态势，却是企业的严重亏损与财政收入的入不敷出。
资料显示，1956年—1977年，国家投资形成的固定资产原值增长了9.2倍，但与此不相适应的事实，却是国有企业的利润总额增长只有5.5倍，国有企业对国家财政收入的贡献，只增长了2.5倍。以国有企业上缴利润为主的财政收入增长率几乎呈现直线下降的态势，这导致整个国家的财政收入一直直线走低。到了1974—1976年，整个国家的财政收入呈现严重的负增长，是仅次于“大跃进”的第二个财政困难时期，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如此惊心动魄的数据，说明了一个重要的经济错误，单纯依靠国家财政投资，按照行政管理的方式管理国有企业发展的陈旧模式，已经到了死亡的极限，再持续下去，整个国家的经济体系一定会崩溃。因此，必须要针对国有企业进行大幅度的改革，而改革最有效果的措施，就是扩大企业自主权，真正实现对企业的放权让利。
当然，1978年改革初始，高层管理者能够意识到对企业放权让利事关经济全局，也有历史的渊源。经济学家孙冶方早在1961年就多次撰文，指出经济管理体制的核心问题，不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问题，而是作为独立核算单位的企业的权利、责任，以及它们与国家的关系问题。因此，孙冶方一度强烈建议，应该在计划经济的大框架下扩大企业的自主权，或者说，必须要向企业放权让利。可惜这样尊重市场经济规律的常识性建议很快遭到了批判，好在“文革”终于结束了，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和中央领导人重新认识到孙冶方经济思想的价值，一致认为，应该重新启动针对企业的放权让利工作，扩大企业自主权。
1978年9月，国务院“务虚会”的主题正是“给予企业必要的独立地位，扩大企业的自主权”。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提出，必须认真注意发挥企业的积极性，要给企业经济权限和经济利益，不能“把各企业当作任何主管机关的附属品，当作只能依靠上级从外部指挥拨动的算盘珠”。1979年2月，《人民日报》社论正式对社会提出，改革的当务之急，就是扩大企业的自主权。
梳理这段鲜活的历史材料，我们能发现历史的经验，也能发现历史的真实。35年之后，新任总理李克强再次把政府的放权让利作为改革切口，可谓意义众多。第一，兴起于80年代的政府放权让利改革，虽然历经35年，但远远没有完成；第二，抓住以放权为核心的政府改革重点，如能真正做到实处，必然能牵一发动全身，再次获取改革红利；第三，上个世纪80年代的放权让利改革，既是历史，也是当下，既是经验，也是任务，个中的艰难、困惑、方略，历史里有答案，有步骤。
中国的新一轮改革，事实上不需要豪迈的口号，不要夸张的表情，重新回到80年代，重新在停止的历史里拓展历史，这才是“李克强经济学”放权让利改革的全部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