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_黄修毅 实习记者_魏晗宇 河北保定、北京报道
冬时节，华北平原被浓重的雾霾锁住。11月3日这天，距离北京140公里的河北老省府（原直隶总督府所在地）保定，在央视《新闻联播》里被测定为雾霾的重灾区，能见度不到五十米。
浓雾中，陈实，这名河北大学工商学院毕业生，还记得，三年前的此时，“我爸是李刚”一词正是从自己的学校被传遍大江南北。而现在，他不再关心拼爹，而是自己的未来——公务员考试（以下简称“公考”），还有生意。
在讲究拼爹的年代，更多没有资源的大学们，年复一年，在这个时节，一拨拨地涌向公务员培训机构， 慰藉“保过”等字眼营造的希望，加入到中国逾千万的“公考”大军中。
他们的对手一年比一年多，在即将11月23日开考的2014年国家公务员考试（以下简称“国考”）中，报名人数达到了152万人，相比1994年4400名报考人数，20年间涨了344倍。竞争比例也由1994年的9∶1，提高至2014年的77∶1。除了这场被称作“中国第一考”的考试之外，各地省考也预计达到了900万人。
对于这个百万人希望构筑的市场，陈实也想靠自己的力量，敲到人生第一桶金。
靠着把卡片塞进学生寝室的门缝，陈实那家名不见经传的培训机构业已招满了四个班，近300人向“国考冲刺”。三年前，陈实在学校里是“官气”十足的学生干部，此时，正好可以把自己的“官场”经历变成了可资贩卖的说教。
他年年在面试班讲台上抛出的第一个问题，莫不让台下的学生傻眼：
“领导将要在你面前落座，位子该怎么放？”
正确答案是，“向左侧斜45度。”
他在台上让过身一演示，考生们没有不服帖的。
“这就是官场思维，需要从点滴礼仪开始。不培训行么？”他气定神闲地说，左手笃悠悠托起茶杯。左手举杯，右手执文件，这也是一个他多年养成的习惯（与普通人相反），在他看来属有身份的标志之一。
即使已经是身为公务员考试培训机构的负责人和讲师，陈实今年还是加入公考大军洪流之中，这是他本人第三次报考国家公务员，填报了“共青团中央”的职位；此前在2011年，他曾被录取为河北省的大学生村官，但辞而未就。
亦学亦商
在大学生平均就业工资不到两千元的河北省，旱涝保收的公务员职位，自然是应届生就业的第一选择。为了占据进入体制内的些微“身位”优势，激烈的争夺早在大学时代就开始了。
这样的争夺曾经让“李刚门”遇难者的哥哥陈林，进大学没多久就放弃了靠拢组织的希望，“我们农家出身的孩子，注定低人一等”。而当时还在学校学生干部任上的陈实，则早早“尝到了权力的甜头”。
“那时候学校团委一年账面的流水就有一百多万，关键还不在这，团员转党员的政审、各种加分及证书发放，全归团委管。”在河北大学工商学院这所三本院校，一年级新生申请入党达到百分百，毕业生报考公务员超过九成。党员和学生干部身份，意味着在近四成岗位的报考资格上，直接PK掉了成千上万的竞争者。
党课名额和名目繁多的“评奖评优”，自然成了学生争夺的稀缺资源，“你知道学生愿意为之付出多大的代价？外人永远也想不到。就为一个班委干部，有学生愿意出到这个数……”陈实伸开五根指头，笑而不答。
在“选调生考试”尚未被并入河北省的“四级联考”之前，参加“选调生考试”的资格，就是引动各种关系伸手的香饽饽。“选调生”实际是“储备干部”考试，只能应届高校毕业生报考。一旦考上，关系挂在省委组织部，经统一调派到基层锻炼一两年，就是公务员待遇，享受虚职副科级别。
因为“选调生”要求党员与学生干部身份缺一不可，在短暂的公示期内，容易滋生暗箱操作的空间。2011年3月，河北大学工商学院曾张榜公布了一批“选调生”造假，职务包括学生会的9个副部长。
“考上选调生，你就一李刚。”说起这些，陈实脸上肌肉不自觉地抽动，浮现出似笑非笑的表情，“直到现在，老同学见我都会说，当年以为你肯定会考上公务员，走上仕途。”
但是他没有。2010年，国家公务员考试的报考人数激增到100万人，一股汹汹的潮涌激荡着这个小地方的人心。当时，中国最大的公务员考试培训机构——“华图教育”，在对市场做出的预测中，声称这个行业五年内能达到一百亿的规模。
陈实留意到“华图”的竞争者——“中公教育”的创始人李永新。李在1999年从“状元宣讲团”开始做起，如今有后来居上的架势。让陈实感兴趣的是，李永新和自己一样，都是学校团委干部出身，“只是他的平台更高一点，在北大罢了。”
除偶像外，在陈实的身边，一些做学生工作的教师，也给了他效仿的目标。这些老师在一年两三趟被省里拉去公考试卷阅卷之余，私下里开始在外讲课，甚至有本校研究生同学遭遇到这样的尴尬：上某培训机构报名，结果刚巧撞上在此培训机构下课的导师。
河北大学人文学部的教师古月，就是其中的一个。对于长期担任学生就业指导课程的他来说，“公务员考试的那套面试指导，无非就是职业培训加上一点应试技巧。”因为有过入选河北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公务员局专家库的经历，他在接受“大公”等培训机构聘请后，多半会被包装成“有参与命题经验”的专家。
“实际上，河北大学每年有五六十名教师会参与公务员考试阅卷，但命题专家只是极少数，核心的就那么几个人。据我所知，他们是不会掺和进培训机构的生意的。”古月说，一方面这是法律明令禁止的，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培训机构给出的酬劳太低。在保定，一个四五天的全天候集训班，支付给教师的课费一般只有1000到1400元。不过，即使是“中公”之类的在北京的全职讲师，一个月固定收入大抵也就三四千元钱。
在古月钻营公务员考试培训的最初四五年，“华图”、“中公”、“大公”（后分裂为“大公”、“知满天”）三家连锁培训机构，在保定的公考市场上翻江倒海，各领风骚了一阵。此外，干脆有一些当地高校的教师甩开机构，依恃在学生中的影响力，自立门户。
这座人口刚过百万的城市，因为聚集了五所大学，潜在客户资源丰沛，遂成大小公务员培训机构混战的战场。陈实此前做了多年的学生干部，校内资源对他来说，都不成问题。要从林立的小机构中脱颖而出，“惟一欠缺的是能形成‘品牌效应’的东西。”
在租了一个商务会议室作为场地、准备好课件后，他从网上联系了一个打着“陈建军”名号的师资团队。在百度上搜索“陈建军”，跳出来的多是被包装成“面试名师”的一个精干小伙子的标准相。但当“陈建军”真身现身时，让陈实大吃一惊。
那是一个年过四十的中年人，从早到晚一身军装板在身上，举手投足间官气十足。“陈建军”在华北、东北一带的小城市来去匆匆，声称“只宣讲，不授课”。由他带来的团队，多数教师顶着的并非真名。号称“长期从事公务员考试面试招考”的“陈建军”团队申论导师“博涵”的真名廖博涵，真实身份是《人民日报》下属的《人民论坛》杂志记者。
古月一语道破，“其实在公务员考试培训领域，在外流动的讲师大多用的是假名，这种情况至少占九成。至于学生报什么班，和讲师酬劳没丝毫关系。大多机构按天数计费，一个班招满了，就拉人过去，讲好一天多少钱，也不用订合同。”
手下没有一个自己的专职讲师，也没有固定的教室，但陈实的公务员考试培训中心开办三年，年年利润率上40%。他给《南都周刊》记者算了一笔账：一个标配80人的笔试集训班，为期5-7天，每个学生收费在千元左右，一年下来能办3-4期。其中场地租赁成本13万一年，家具、空调、投影仪等设备成本2万元，收入结余由教学团队和机构对半分。
“加上收费较高的面试班，平均从每个学生身上能挣一千元以上，当年就收回成本。”很快，陈实把网点从保定扩张到了另一个公务员考试大省辽宁，专做辽宁大学研究生院的生意，额外的支出不过是多了一笔给校园代理的回扣，在7.5%到15%之间，他仍能保证三成左右的净利。“一句话，稳定的生源才是这行的核心竞争力。”陈实说。
“保过”的背后
对于学生来说，各家机构动听的宣传，左右着他们的选择。“保过”是这两年里公务员考试培训最具感召力的招牌。有些机构承诺“有面试经验的考官直接培训”，而有些机构甚至直接把培训点设在了市委党校内，让报名者浮想联翩。
2013年国考刚刚完成报名，距离笔试发榜尚有时日，面试班的招生已提前打响。
在保定，“中公”的销售向前来报名咨询的考生力推的两种模式，分别是“全程协议班”和“一年通过协议班”，收费均在两万左右，两者区别在于前者针对国考，而后者可针对任何类型的公务员招考。
而具体的协议又可分为部分退款和全额退款两种。去年的河北公务员省考，许亚和他的妻子分别报了“一万退八千”（录取只收两千工本费）和“两万退两万” （录取全额退款）这两种协议班。因为许亚的笔试成绩排名前三，他报考的监狱系统职位录取比例又较高；而她的妻子笔试仅名列第16（岗位招收3人），却奇迹般地在面试中扳回13分，终被保定市的国税系统录取。
这样一来，机构在许亚妻子身上没挣到一分钱，但这难得一遇的情况，也成了保定的“中公”销售人员乐于挂在嘴上的成功案例。但据陈实分析，“其实，那两千块钱已足以抵偿机构为他们夫妻俩人付出的成本了。”
出身行政学专业的许亚，本来底子就比较好，在“面试班”上基本是带大家模拟训练的角色。但他对这笔花费的性价比另有一番考量，“这次考取，相当于为父母省了三四十万。虽然家里有人在衡水的司法系统工作，但托关系进个地方事业单位，也不止这个数。”
面试是考生通往公务员职位的最后一道坎，相对笔试随机性更大，这让大部分进入面试的考生甘心花十倍于笔试班的价格参加培训。用今年报了“中公”面试协议班的孙杨话说，“别人都报名了，你不报名，感觉没底；别人报了一万，你报了五千又不舒服。”
对于培训机构来说，由于考生加重了赌博的砝码，这是一个怎么玩都不会输的“大数游戏”。早在今年4月浙江省公务员招考中，“中公”和“华图”两家就被爆出了为争夺优势生源，互相指责对方违背招生契约的事件。浙江一位在笔试中名列第三的考生，发现报不进“中公”的两万元协议班，而同一岗位笔试成绩第二的考生则报进了“华图”按“职位保护”协议限额招收的“保过班”，遂感自己遭到了坑蒙和遗弃。
所谓“职位保护”，即在特定岗位以1：1的比例招生（一般岗位的面试录取率在３：１至５：１之间），排他性地供给教育资源，以增大学生被录取的概率。“中公”的创始人李永新对此回应称，“其实‘职位保护’的做法，最早是‘中公’在六年前推出的，初衷只是为了增加培训项目的吸引力。因为信息的不对称，机构在这样的情况下永远握有主动，它可以在浙江按1：1招生，换个地方还是自称1：1招生。实际上考生并不知道实情。”
以“保过”的名义，机构把培训费从“千元级”一举哄抬到“万元级”，这种以加强考生竞争力为名的销售手段，其始作俑者则是一家业内并不十分出名的机构“大公”（现已更名为“知满天”），它最初甚至有着更为耸动的说法，“先录取，再收费”。
在“58同城”上，至今留有一年前发布的颇具煽惑力的帖子，承诺“知满天”面试培训的三大特点：“一是不录取，不收费；二是不收教材费；三是从面试到政审、体检环节，也都保过。”
敢于打出这样的满口承诺，让人掂量起“知满天”到底有着怎样的背景？这家机构最初即在保定起步，2008年以来一直委身于一栋老旧商住两用楼宇。普通的两居室改造成了报名收费处，墙头张贴着残破的玻璃纸海报，张扬地用红底白字炫示着自称“中国第一公务员面试研究室”的孙景民团队。
说起孙景民，“中公”的李永新出言颇为不逊，称此人历来不按常理出牌，“当年差点搞乱了这个市场，降低了行业的门槛”。藏头露尾的孙景民在保定、沧州这样的河北二三线城市，四处可见他的名号，但却极少有人见过他的真身。保定“知满天”的负责人黄威然的托辞是，“孙老师年纪大了，少有精力应付一线教学”。
当陈实在北京“知满天”总部见到传说中的孙景民其人，虽然之前有过接洽“陈建军”的错愕，但等到一个江湖气十足的光头出现在他的面前，在京城初冬里只披一身薄棉布套衫，还是让他禁不住浑身一激灵。
孙景民在来客面前，极意渲染创业的艰辛，那张五官粗犷的脸，更显出长年风蚀雨侵的草根气息：当年怀揣两万块钱从保定起家，一个人包干讲课、发传单。时运最不济的时候他甚至在北京双秀公园摆摊，向晨练的老人兜售藏药。
在进入公考培训这行前，孙做过中小学英语培训，也做过自考培训，都赔钱了。甚至现在主打“面试培训”，在东北、华北铺开了十三四家培训点，“也还是不挣钱，”他说，“全身上下没一件东西超过一百块的。”
这么一个单打独斗起家的“破落户”，怎敢祭出“先录取，再付费”的招数？孙景民闪避的眼神，像是突然扑准了一个方向。“‘中公’、‘华图’自然是行业的老大哥，但如果你在价格上没有优势，他们可以用很多的优势，打压我们这种小机构。”
为了自降成本，他有一套自己的路数。在连锁机构普遍以研究生学历为起点招收培训师之时，孙景民的“知满天”是唯一一家在招聘启事中，打出“不要求学历”口号的培训机构，“我们喜欢用退伍军人”。
他甚至用“中国革命史”为参照来陈述团队的发迹史，“中国革命为什么成功呢？第一是农村包围城市，第二是运用了最能够依靠的人，它没有选择大学生，而是选择了中国最底层、文化程度最低的人。靠得就是打土豪、分田地，这种最原始的利益驱动。”
公务员考试培训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靠着手下十几号专职人员，和百来号临时雇佣的培训师，孙景民在大机构不愿以及难以深入的地方，捕捉到了人们为了微茫的希望赌博式投入的欲求。
公开的秘密
就在孙景民们谋划着他们的“农村包围城市”的臆想时，“华图”、“中公”这样的业内“正规军”在首善之区大幅度地加速着他们的攻城掠地。
在“中公”创始人李永新勾画的版图里，“中公”的市场占有率将在明年超过“华图”两成，它的总部也悄声不响地搬进了北京中关村附近一栋独立办公楼，还在京郊顺义拥有两个占地分别达30、60亩的教师培训基地，已然是内、外训门类齐全（内训系指师资培训）。
就在“中公”总部两条马路之外，“华图”在海淀区的新门店开张时，以一贯的高调，邀来了海淀区副区长剪彩，以炫示机构有着千丝万缕官方背景的实力。
在桌面以下，双方的交战已从市场绵延到了师资层面。“华图”今年3月份启动了“猎人计划”，以奖励机制刺激“中公”的师资跳离对手阵营。“只要是我们的老师，他们就开价800—2000，不管你到哪里去，离开‘中公’就给钱。”李永新说。
据第三方统计数据，从2009年至今，公务员考试培训行业内大型机构疾速扩张，这也导致了培训师的规模化产出。“华图”“中公”两家培训出来的教师，占市场上总培训师的92%。一名负责外场规则指导的面试培训师，只要经过3-7天的集中培训，就能上岗。
近三年内，大面积的师资标准化招录、培训，再加之小机构几乎被挤出主流市场，公务员考试培训在业内其实已无秘密可言。连孙景民也承认，“冲着潜规则来的考生，已经没有了。在七八年以前公务员考试录取出现过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我觉得在国内比起中考、高考，国家公务员考试已经是最公平的考试。”
陈实更以2007年以后公务员考试面试的改革来现身说法，以前那些小型机构还可能走走地方组织部的关系，在面试中得到考官格外照顾；现在每一场面试的考官，都由招考单位、组织部、党校和其他专家多方组成，搞定其中一条路子，不足以改变考试的结果。“能走通的路子，不会打着招牌出来卖，而只是在亲信的小圈子内，私下流通。”陈实说。
“说到底，没有人能拿一两万块钱，来撬动一个编制内的职位”。陈实扳着指头算了一道：本科生考中基层公务员，可同时继续在职攻读研究生，相当于省了三年时间和十万生活费；研究生考取公务员编制，哪怕是村官，就等于省了十五万活动副科级的经费；如果是录取了北京的职位，那更不得了，单单是落户口就值二十五万。
从实际的求职成本与效用出发，公务员考试是很多人心目中的一个“不亏”的选择。今年考入中国人民银行的张鸣的话，代表了很大一部分考生的心态，“公务员的社会地位是个很尴尬的话题，有钱人有求于你，但是不一定尊重你看得起你，更多的是觉得你手里有点权力牛逼什么。说白了，优点就是丈母娘喜欢，姑娘们到了相亲年龄，妥协了不等真爱了，听说是公务员，都愿意来见一面。”
连考了三年公务员，且放弃了其中一次，陈实至今仍在待价而沽。在他的算盘里，运用当学生干部时积累的资源，经营这门体制边缘的生意，在未来五年内仍是最佳选择。“我回到体制内只有一种可能，就是国家的选官制度改变，让我直接一步做到位。”
这股“豪气”，在进京勾兑生意，拜会在北京市委当公务员的同学时，让他感到有点英雄气短。“（你）天天能见着市委书记了吧？”他的寒暄中含混着眼热和自尊的刺痛。对方的车不如他，但出入东单的市委大院；对方还借寓着单位分配的宿舍，但在北京分房已列入了计划。
在和这些体制内朋友的饭局上，他至少可以拾得一两个官场段子的牙慧，移用到自己的公考培训班上。这回听来的一个，又让他暗自叫绝。给领导做秘书的朋友在领导班子会议上，漏了通知自家领导系什么颜色的领带，结果险些出现一片红中一点蓝的尴尬场面。这个朋友赶紧解下自己的领带，给领导戴上。“这就叫急智，识时务。”
饭局过后，车灯在浓雾中射不出多远，目送着朋友的背影在笼罩着从北京到保定的同一片雾霾中消失，陈实意犹未尽。“这哥们从我们省内唯一的‘211’重点大学毕业（华北电力大学，现已迁至北京）。研究生考上清华，果断放弃，进京当公务员。四五年下来，等我考上的时候，都该混成个科级了”。
（部分人物应受访者要求使用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