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_黄修毅 实习记者_魏晗宇 北京报道
于建嵘认为，公务员考试之所以越来越热，一是就业心理压力大，二是公务员可以通过考试提拔，制度相对公平。 摄影＿刘浚
于建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长期致力于乡村实地调研的他，于今年九月挂职贵州省兴义市村官，再次引来外界争议与关注。他本人对于体制内外人员流动的熟捻，和曾身处河北大学一线教学的经验，让他对于公务员考试及选任体制有着切身的看法。
“考生应向《宪法》宣誓”
南都周刊：你曾向相关部门建言关于公务员考试进行一些变革，是否得到过回应？
于建嵘：我没得到回应。我认为这个考法，包括执政的实践性、对《宪法》的理解、对法律的理解都应该变化。我认为公务员一定要忠于《宪法》忠于法制，有些形式的东西还是需要的，你参加公务员考试应该首先向《宪法》宣誓，在这个问题上是需要改变了。
此外，依我看考试题目也需改变，应该更着重于实践性，比如你要考一个农业官员，必须要懂农业，不要简单作为文化考试来培训。另一方面，应该减少面试的分数，客观题应该出得更为严格。
南都周刊：你提出公务员考试应该把面试放在笔试之前，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于建嵘：公务员考试中分数是很重要的，我甚至认为可以取消面试，它不利于对公务员工作情况的考核。那么多人找不到路走，你起码得给他一点希望吧，家里孩子毕业后没工作，参加公务员考试也没什么问题。有些人说大家都看到了“官”的吸引，我认为没什么官不官，如果没别条路走的时候，难道连这条路都要堵死么？
南都周刊：经过调研，我们发现一个新的趋势是，已经身处体制内的应考者群体在膨胀，公务员考试成为了在体制内谋求更好职位的一个通道。你对此怎么看？
于建嵘：我认为这些人还是想通过公务员考试这样的方式，从县里面考到省里面，从省里面考到中央。考试本身并没什么问题，但升迁制度存在着问题。公务员你到一个地方考了一个单位，必须先把心安定下来。但换个角度，也正是因为考试的流程相对公平，比如我在一个单位工作时间长了，你不提拔我，我当然要考到外面去。
南都周刊：公务员考试等于部分承担了体制内升迁通道的作用。但公务员系统内本身就存在着差额选调、甄选遴选等一系列选择。它们两者有什么差异？
于建嵘：公务员考试时相对公平的，无论进哪个单位都需要考试，这样升迁起码有一个标准，否则领导说你好就好。考核的话起码有一个分数，在中国官官相护、官官相提拔的环境下，官与官的勾兑造成的是有些人永远没有机会，考试分数在某些方面是个法定的约定，给这种考核赋予了法律上的硬性指标，这还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
“考试提拔相对公平”
南都周刊：近几年的公务员考试制度里，有一个显著的变革是强调对基层工作经验的要求，不少职位对于基层工作年限有强制性规定，这个规定是否合理？
于建嵘：这个和《公务员法》有一定关系。因为针对公务员考试，每个单位可以做这些规定，比如你必须在农村工作几年，才能满足条件报考这个岗位。我认为这不应该追溯法律性的约定，这里面涉及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可以通过约定来解决问题，我把条件摆在那，你可以来也可以不来。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不应该具备法律强制性，可能这个岗位不需要你到农村去。
南都周刊：每年公务员的招考，对于应届生的口子在逐年减小。尤其是国考，2012年以后基本所有岗位都要求两年以上基层工作经验，其必要性在哪里？
于建嵘：我认为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国考的招工单位多是中央机关，它需要一定基层工作经验。你没有工作经验的，可能这个工作你承担不起，如果有些人一毕业就进入中央机关，对基层也许并不了解。
南都周刊：你此前曾在河北大学工作，那里的毕业生公务员报考率占到了近九成。而这两年里，这个趋势也在从华北地区波及到沿海省市，包括像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一线城市，你怎么看待这个趋势？
于建嵘：现在大学生出路越来越少，创业越来越难了，民营企业越来越不好进，就业保障没之前那么好，而且社会观念还发生了一些变化，原来进体制并不是很多人的首选。而现在大家意识到，企业的升职存在一些问题，而公务员可以通过考试解决这些问题，相对来说比较方便一点。总的说，大家越来越热衷考公务员，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因，一个是就业心理压力大，另一个是公务员可以通过考试提拔，制度相对公平。
“福利应由职位决定”
南都周刊：现在考取公务员、进入公务员体系没几年的大学生，大多还处在这个系统里的最底层。但很多人眼中他们都已是“既得利益者”，就他们本人而言，他们也对此感到非常无奈。
于建嵘：我过去讲的“底层知识分子”，指没有工作、没有社会保障、但受过较好教育的边缘人群，进入公务员系统后，会发现公务员毕竟还是个法定受到保护的群体。所说的“既得利益”，也是指他们进入了一个法定的、稳定的工作系统。
现在公务员的很多东西都由职务来决定，当了公务员不当领导好像不行。其实，一旦当了公务员比如满五年，无论你提不提拔我，我都应享受相应的工资待遇，比方十年就是副处级、正处级待遇，二十年我可能和县委书记的待遇就是一样的，三十年我可能和厅级干部一样的，和职务没关系。
但我们国家就是你进了公务员队伍，就以职务来决定（待遇）等问题，这是不对的。公务员福利，应由职位而非职务来决定。那些没有职务的在基层就很苦恼，有些人可能一辈子就是科员。这主要由于我们国家“官本位”思想扎根已久，公务员其实只是一个职业，不要把公务员和职务等同起来，在我们国家当了四年还没提拔，就会被人嘲讽“哎呦，混这么差啊。”公务员很多问题需要改革，我觉得这个问题是首先需要改革的。
南都周刊：这个问题一方面是观念问题，另一方面也是个现实问题。你长年从事地方农村的调研，对于很多地方的财政，尤其是县级以下乡镇的财政难以支撑基层公务员队伍的薪资开支。
于建嵘：我觉得应该按国家公务员国库来开支，国家公务员国库是固定的，地方到哪里去弄钱？中国的公务员为了职务为了饭碗，就有频繁的调动等等。一辈子都当科员，工作中没出现重大失误，严格地执行了国家的法律，这样哪里不好了呢？所以我的观点是，应该把公务员和政务员分离开来。
南都周刊：很多大学生或者年轻人拼命想要进入这个体制的时候，会有个职位的成本换算，就是说比如进去以后三年升一级，如果是研究生的话自动提为副科级，相当于省了多少钱。
于建嵘：这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他要提拔嘛。如果公务员和政务员分离，公务员是个适者生存的过程，而政务员是可以跳职的。假如我是政务员，我将来通过选举可能选上市长，但公务员不一样，当一个普通公务员，只要不违反法律，忠于职务，我这一辈子可以算出我的待遇来的。你要想快速提拔，应该去当政务官。
南都周刊：在地方上尤其是经济不那么发达的地区来说，公务员从工作稳定性、收入状况等方面来看，还是非常有吸引力的职业。但不少人表达了这样一种担心，地方上受过相对优质教育的人纷纷进入体制后，对于地方建设所需的其他人才，比如从商从学，是一种分流乃至浪费？
于建嵘：虽然“官本位”的想法根深蒂固，但公务员也是管理国家的科学。管理国家更是一门科学，我们现在就是没有把管理国家当作一门科学在研究，而是当作一种“官位”在做。要从科学角度理解，你会感到对公务员的要求实际上是很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