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_张闳
基辛格同志八十多岁了，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带来一份新的、令人鼓舞的政治报告。他把他的新作叫做《论中国》，而没有取《中国很高兴》或《中国跳起来》之类地摊书名，颇显老牌博士不同一般的学术品格。
其实，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早在四十年前就是钓鱼台的贵客。我们从小就对这个奇怪的外国名字感到好奇，对那个大鹰钩鼻子上架一副大黑框眼镜的形象，印象深刻。但在之后的许多年里，这位老兄杳如黄鹤。吊诡的是，倒在冷战结束之后，这位著名的“冷战之子”又重新热了起来，至少在中国感觉上是这样。可见，在这个时候他老人家跟中国互相需要。
基辛格是冷战时代的政治师爷，是马基雅维利在现代国际政治上的忠实传人。他像商人一般精明，把政治当作一笔买卖，盈亏得失，锱铢必较，必要的时候，也不妨丢卒保车。在利益面前，他可以毫不犹豫地抛弃意识形态属性。所以，当初派他去跟中国打交道和进行结束越战的谈判，实在是再恰当不过的了。他把精打细算的政治推向了极致，这一点，跟后极权时代的寡头政客的政治理念不谋而合。只不过，他作为座上宾的位置不在钓鱼台，而是在歌乐山。他在那里找到了旧日“师爷”的感觉。
基辛格对于当权者的点点滴滴都铭记在心，一有机会就要回忆。《论中国》又一次老调重弹。就好像一位退休的老人，坐在弄堂口向所有的路人展示他年轻时跟各级领导的合影。基辛格本人有一种“幕僚癖”，很愿意成为玩弄权术者的师爷。对当政者的崇拜，纯属算术结果，跟意识形态无关。他是那么的爱当权者，以致他根本不在乎那人究竟干过哪些事。对于任何一位成功的当权者，无论他是古人，还是今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是共产分子，还是反共分子；无论是俾斯麦，还是毛泽东，他都打心眼儿地仰慕。尽管有时他也会背转身来提点批评性的意见。他如同哥尔多尼笔下的那位名叫特鲁凡尔金诺的仆人，因为贪财，而不得不在不同的主人之间周旋、奔波、穷于应付。他的一片好心，无意间却成就了另一番业绩。基辛格也常常陷于这样一种左支右绌的窘境。
总体上看，这是一杯用马基雅维利主义的沉渣跟东方的《孙子兵法》里的权势之道混合在一起的“后冷战时代”的政治鸡尾酒。这也恰与21世纪流行的“混搭”时尚相吻合。除了极度精细的政治利益计较和陈年的外交逸事之外，并无书评界所吹嘘的那种战略大视野。狡黠貌似智慧，精明宛若聪明。不过，对于大多数中国读者来说，这位老朋友依然有“猎奇”效应，可以满足一下对宫闱秘辛的窥伺的欲望。
遗憾理由
总体上看，这是一杯用马基雅维利主义的沉渣跟东方的《孙子兵法》里的权势之道混合在一起的“后冷战时代”的政治鸡尾酒。狡黠貌似智慧，精明宛若聪明。